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臣，莫非王臣。

　　全天下都是天子的，那么天子自然就是最有钱的人。

　　这也是刘贺并不急于赚钱的原因。

　　身为天子，刘贺有一大笔钱，大到任何人都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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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帝国所有的赋税分由三个衙署管理，一曰少府，二曰大司农，三曰水衡都尉。

　　少府手里的钱财属于天子的私用，大司农手里的钱财是国家的公费，水衡都尉掌管造币。

　　三者来源不同，用途不同，必须严格区分开，决不会混为一谈的。

　　大司农的收入包括各种口算之外的各种赋税、盐铁专卖的收益、均输平准的利润，朝廷土地的产出和朝廷出售爵位的收入。

　　支出大头是长安官员的俸禄、大兴土木的成本、用兵养兵的费用、国家节日和典礼的开支等等。

　　少府的收入包括对商人、山川河流湖海各种产物的课税，3到14岁百姓每年缴纳的20钱口赋、皇家土地的产出、诸侯王每年进献的酎金等。

　　主要的花费是朝廷运转所需器物的开支，天子皇后、嫔妃、宫人和近侍衣食住行的开支，天子对重臣赏赐的开支等。

　　至于水衡都尉，是大汉帝国负责制造五铢钱的府衙，造出来的五铢钱也归少府支配。

　　粗略计算下来，在大汉帝国每年的收入当中，大司农占六成、少府占两成，水衡都尉占两成。

　　三个府衙每年收到的钱粮布帛折算下来，大司农收入约三十亿钱，少府的收入约十亿钱，水衡都尉造的新铜钱虽然不会完全投入使用，但是大约也有十亿钱。

　　在平常的年份，这些收入中的一大半会被用掉，剩余的一小半则会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孝昭皇帝即位之后，不管在哪个年份，大司农的余钱始终保持在约四十亿钱，少府的余钱则有约二十亿钱。

　　一斛粟的价格不过百钱上下，一匹帛的价格不过五百钱，一头牛的价格也不过三千钱……

　　少府这二十亿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且，这个数目每年都还在不断增长。

　　即使像今年这样的多事之秋，天子大行，新君即位，大司农和少府的开销都非常大，但是余钱的数量仍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昌邑国账面上的那八百万钱，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那么多的钱，用来打一场大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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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琐碎的数字，一部分是刘贺以前看书的时候记下来的，另一部分是他最近才从少府乐成的口中得知的。

　　刘贺这个“傀儡天子”，要兵无兵，要人无人，但是要钱有钱。

　　当昌邑王的时候，刘贺为了田不吝那些贪官污吏贪墨的八百万钱，把整个昌邑国折腾得底朝天，而且还总想着该怎么赚钱。

　　但是，几日之前，当刘贺从乐成口中得知少府的全部家底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格局没有打开。

　　每年几十亿钱的收入，只要不是用来修宫殿修城池，那么怎么都不可能用完。

　　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如此折腾。

　　刘贺不是要靠卖农具赚钱，更不是要靠酿酒做醋来赚钱。

　　恰恰相反，刘贺反而要学会花钱。

　　花钱让百姓用上免费的农具，花钱让百姓去赚更多的钱。

　　如果说大汉帝国是一摊生意的话，那么刘贺就是这摊生意做大的财东。

　　最大的财东，又何须去铺子里和仆役争一点点小利呢？

　　至于那些大赚特赚的富户地主，刘贺自然有办法限制他们、收拾他们。

　　站着把钱挣了，这才是大汉天子要做的事情。

　　更何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钱本来就是要用回百姓身上的。

　　这就是刘贺敢喊出“要赏得多一些”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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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刚说完要大行封赏，朝堂上诸公的目光就投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