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的喇叭花，老院从不孤寂，颇有点儿老欧式建筑特点。父母把小院打理的很温情。这房子至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了。

我家从宜君搬到耀县来的时候，最初就住在这座楼一层偏西的两间套房里，和别的住户隔着一张三合板。那时这座楼里住着七八户人家，近二十多口人，男男女女，乒乒乓乓的，说着不同口音的乡音。起初我父亲单位办公的地方就设在我们居住的前院里。每到中午或傍晚，院里烟雾缭绕，火焰四闪，饭菜飘香，后院子家属区好不热烈。

到了上班时间，院子里安静下来，娃们都去上学了，前院后院**神圣。到了晚上，完全没了章法，呼儿的，斥女的，张家阿姨，李家叔叔，南腔北调，活色生香起来，热闹非凡。

我记得前院靠东边有一个长长的水泥台子，中间是一排水龙头，两边是水池子。每逢周末，单位不办公，后院的人洗衣服的、洗菜的、淘米的、刷锅的，纷纷聚拢过来。哗哗啦啦，说说笑笑，吵吵嚷嚷，精彩纷呈。衣服、被单五颜六色挂满了前后院。有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也在旁边凑热闹，玩水打仗。记得雷伯伯的女儿爱丽和我玩水，不小心撞到了院子中间的水泥花坛边上，头磕破了，血流不止，父亲第一次打了我，怪我惹了爱丽。

院子中间那个水泥围就的花坛，里边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月季、刺莓什么的。老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多小草蔓长，总是绿生生的，可了劲地长，到秋里才歇下。偶尔，似乎不经意间，草丛中也会有花儿兀自开放，像是一朵朵灿烂的惊喜，只是这惊喜过不了两天就不见了，院里仍旧一片寻常的绿。花坛的旁边还有一棵很大的树，弯着腰，是槐树还是柳树？我记不清了。那树下曾经是父亲和他的同事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能吵吵大半夜。

当然，这一切现在都没有了。花坛早铲平了，院子里全铺成了平展展的水泥面。前几年，有一家经营建材生意的南方人租赁了老院，听说挣到了不少钱，走了。此时，正午的阳光下，老院白得异常单调和刺眼。

大约在老院住了三年多，我们家又搬家了。新家的名字叫经委家属院，在原耀县西街，今耀州区文营西路。东临区**，南边是一条贯穿东西的公路，北边是菜地。再往西边是我初中时就读的学校，西校。当时，我和弟弟很是欣喜，距离我们上学近很多。从老院走到新院，要斜线线的穿越整个县城，走出一条长长的对角线。

新楼也是旧办公楼改造的，在一片青闪闪的树林里，前后三栋楼房，水泥到顶，在当时算是高大上了。三层楼房三个单元，每栋楼住八户人家。我们家是中楼二单元一楼东户。旁边有楼梯能上到楼顶，站到楼顶朝北方望去，嗬！到处都是青葱葱的菜地，左一片右一片，天蓝蓝，云悠悠，一望无际的样子。看啊看啊，一直能看到沮河边上的槐树，那槐树就成了一道模模糊糊的黑影了，看久了似是会动呢。

在经委家属院里我一直住到结婚。父亲退休后回老家才把房子交还单位。前几年每回老家，父亲总问我两个老院还在吗？有啥变化吗等等。

今年五一假期，我再次回到经委家属老院。前面一栋因扩路早已拆除，后两栋老楼硬硬的还在，只是斑剥苍老得难以相认了。门窗腐朽，油漆剥落，楼道倒还干净，霉味四散，破败不堪。楼前空地上的杂草长得没了脚踝。在院子里，还碰到几个住户，只是那面孔大多都已陌生，读不出一点温暖了。忽尔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走过来，似几分眼熟，寒喧后才认出是二楼的邻居田阿姨。田阿姨仅育一女，比我大三岁，叫刘岚。我们常在一起玩。大概有二十年多年没见面了。田阿姨说女儿嫁到了杭州，女婿在杭州做生意，很忙。女儿的孩子大了，她也闲了。年前她回耀州区探望娘家哥哥，因疫情影响去不了杭州了。老院的房子还在她名下，就住下了。

当年的神彩飞扬和风姿绰约，瞬间都成了陈年往事。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