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常凯申精心安排布置的一个地方，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李广元是从詹国强那里知道的，詹国强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那边，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特务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李广元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那边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

李广元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常凯申说的是真话，因为常凯申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李广元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上级。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老街。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常凯申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李广元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常凯申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卫队高级总队长交给詹国强私人司机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司机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詹国强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詹国强拆开了这封来信。

卫队司令

回国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北边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延安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吴玉勇，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她是亲日分子、但反战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他夫人身上的亲日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吴玉勇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吴玉勇就开始通过对外的渠道向哦们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吴玉勇进行以下的活动：据76号的情报说，党卫队的一名尉官和一些共党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吴玉勇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吴玉勇醉醺醺地对别人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