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学教师应该由男人来担任，就像希腊的斯巴达一样。女人可以充当安慰者，但不能做教育者。培养下一代是男人的义务，这样做可以排除孩子们的不必要的幻想，再没有比孩子的幻想同成人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残酷的了”

他顺便走进小茶馆，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来，给自己订了一份五香豆。孩子们被诙谐的老师逗得笑声不止。那教师态度十分和蔼，同孩子们谈话犹如和同辈人谈话一样，他丝毫不去迎合他们的心里，相反地，却自然而然、颇有分寸地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教授不禁回想起上海的学校，回想起它们的机械的教育方法、歇斯底里以及学生在教师面前的恐惧心理，这时他心中暗想：“如果那些汉奸分子胜利了，他们把自己的风习带到这里来，孩子们就会变成小兵，我怎么能希望国家取得胜利呢？在这里，他们以体育课代替了军训课，他们不教姑娘们刺绣，而培养她们对音乐的爱好。假如汪未经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会坐在桌子后面沉默不语，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教师很可能是女教师。他们将排着队在街上走，而不是自然成群，见面时他们会愚蠢地大喊东亚共荣以表示相互致意。希望自己的祖国遭到失败，这也许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祖国尽快战败”

教授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五香豆，听着孩子们的谈话声，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老师问道：“让我们谢谢这个美好的茶馆的老板好不好呀？他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地方和可口的面条，我们给他唱个歌儿好吗？”

“好”孩子们回答说。

“我们来表决一下谁反对？”

“我，”一个小姑娘说，她留着长长的头发，满脸雀斑，一双大眼睛“我反对”

“为什么？”

就在这时，茶馆门打开了。一个大高个儿走进来，一边抖掉雨衣上的雨水。他就是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和他一同进来的是一个瘦子，此人面孔黝黑，动作敏捷，体格结实健壮，一张富有表情的脸，颧骨高高突起。教授差点抽身站起，但他突然想起上级的指示：“我自己会认出您的”。于是他又埋头读起报来，一边留心听孩子们谈话的内容。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反对？”教师问那个小姑娘，“要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妈妈常说，吃过面条不能唱歌，”小姑娘说，“会损坏嗓子的”

“妈妈的话多半是对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大声唱或者在街上大喊大叫，的确会损坏嗓子。可在这里不，我想，在这里唱歌，嗓子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说你可以不唱我们不会埋怨你的”

说罢教师领头唱起一支欢乐的歌曲。老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向孩子们鼓了掌。然后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走出去了，教授若有所思地望了望他们的背影。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黑黑的瘦子，”他突然记起来了，“也许，我同他一起蹲过监狱？不对在那里我没见过他。但我记得这个人。我对他记得非常清楚”

大概，他打量那个黑黑的瘦子时注意力过于集中，以致于那人察觉到他的目光，不禁微微一笑。

教授从这个笑容记起了他，仿佛看见了一部电影中的某个镜头似的。甚至听见了他的声音：“让他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保证一切服从，在一切方面使他以后不可能逶过于我们，免得他将来说，这是他们的过错，我是旁观者现在谁也不可能当旁观者对于从监狱出去的同情人士来说，只有两条路：忠实还是死亡，二者必择其一”

那是在战争的第二年，他被叫到秘密警察局去进行例行的谈话。教授每年被叫去一次，一般是在春天。这个身量矮小的黑黑的瘦子走进办公室，听了听他同那个穿制服的76号特务的谈话平时都是此人同他进行谈话。这个黑黑的瘦子说话很凶，那些歇斯底里的话语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去看望弟弟。当时他弟弟还当主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