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返回南京之后，他打电话叫来常凯申，吩咐准备梅思品和李事群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四宝向常凯申询问，谁能将詹国强和他的班子进行的秘密接触告诉共产党那边。

恰恰是这个原因，才使李广元返回南京后没有立即被捕。他是吴四宝开始进行的阴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国内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高级官员在官场上被安排在严格明确的位置上，一旦明确了权力和职责之后，便成为一部机器上的某些零件，他们在保证这部机器协调运转。现在，在伪政权崩溃前夕，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如何从行将倾覆的车厢中跳出去，如何躲藏起来。

既然那些丧失社会意识的人有良心上的矛盾，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丧失原则、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出卖失意的朋友、压制健全的理性和逻辑，已经在他们为汪未经效劳时所获得的利益中得到补偿，那么一九四0年春季的局势则更使这些官员为了自身肉体的得救而停止了内部倾轧。从“二号”人物诶思品开始，每个人都准备把受到崇拜的汪未经抛在一边，哪怕只是得到他自己活命的徒有虚名的保证。

听完吴四宝的话，常凯申立即明白，绝不能告诉他李广元同共党秘密机构的接触。

常凯申有自己的救生计划，然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与吴四宝不谋而合，于是他说；“假如您有时间见到李广元，部长同志，假如他决定返回南京，给您打电话并顺利到达您指定的地点，那么我请求您，在帮助他理解未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您现在的主要任务与已经完成的任务绝对不同；您的任务是保护詹国强和他的人，您必须绝对保守他们谈判的秘密，不仅是避免汪先生失望，而且，是为了不让这消息传到延安那边，目前还不清楚谁在真正利用日本和这边的谈判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让莫斯科和延安知道进行这些谈判的事实，这是顶顶重要的。”

当时吴四宝用特殊的审慎而估量目光望着常凯申，不过他没有提问题，他和国民党的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喜欢遵守儿童游戏的规则：不说“是”与“否”，不指明“黑”与白”。如果常凯申认为有必要谈谈他所想要知道的关于李广元的情况的话，他会这样做的。让常凯申去管吧，他知道这个计谋是如何安排的。难道他会让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参与这一讨论吗？当然不会。可如果他这样做了呢？那又会怎样呢？他是行家，会考虑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他去吧。应当学会抛开多余的东西，在头脑中只保留重要思想的轮廓，具体细节由行家们负责。我，政治家吴四宝提出构想，我的助手的任务是把它变成现实。显然，他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精神。我与国家息息相关，让秘密警察去考虑怎样在我的事业中帮助我。执行者要为细节负责，否则唯他们是问。思想是不受管辖的。

一到秘密实验室，吴四宝立即找到了同候选人谈话的第三种方式，这也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愉快、友好的方式，去进行一次为实现国家光辉理想而斗争的同志式的坦率谈话。

接头暗语、银行帐号，一句话，所有细节他的人都已经知道。联络方式已经商定，只剩下话别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不过，小伙子没什么说的了。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他是了不起的专家。一号比三号更在行。实践者总是比理论家更懂行，他的手下非常了解敌人的情况，常凯申和丁末村对他的业务素质评价很高。另一个在孤儿院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曾经与一位老的国民党员一家交情甚好。同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应当这样进行，以便使他们注意在世界各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复苏的征兆。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十分准确、没有任何幻想地加以说明，仅仅是对现实的冷静分析，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大门口迎接吴四宝的手下说：“您今天情绪真好，部长同志。”

“是这样”吴四宝回答，拍了拍他的脖颈。

“喂，这同古代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