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粗糙的水泥地上，鼻腔中混合着血腥味与硝烟味，整个肺部犹如火烧，右边视野则浸泡在一片血红之中。惊慌失措的人群中不断传来尖叫声，有女人，也有男人，谢天谢地没有孩子。CNN的直升机还在上空盘旋，记者和摄影师正不怕死地探出头来，冒着被一枪爆头的风险报道这起骇人的意外事件。

我听到莎伦·卡特在大喊大叫。她跪在我身旁，弯下腰一只手按着我的脖子，白皙的脸上有喷溅上去的红色斑点，让她看起来仿佛戴了半张红色面具。她的眼睛里盛满愤怒和恐惧。

“他快不行了！”她冲旁边的人大喊，“叫救护车！”

与此同时，我的意识正像被狂风破坏的沙堆一样四散坍塌。我努力聚集起涣散的意识，但就像即将入梦的人一样，我正逐渐失去控制思考的能力。

我想：那杀千刀的玩意儿代号是“查理”。

我举起右手，感觉像是举起几百斤的水泥，用尽全力冲着直升机摄像头的方向打了一个手势。然后，我仅剩的半边视野也缓缓陷入黑暗。在那里，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只有漫长无尽的噩梦；在那里，反复出现的不是披着床单的幽灵，而是巴基曾在那座海底基地中发现的卡片，上面画着破碎的盾牌。

几个小时之前。

“这是什么？”

我盯着面前这个身材高挑纤细的金发女郎手里拿着的衣服，开口问她。

“西装。你要穿着西装去法院，队长。”莎伦耐心地回答我。我知道，她和史蒂夫认识，很可能还关系匪浅。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是知情者。即使她真的和成功逃亡的史蒂夫有过联络，并且知道我的身份，她也完全没表现出这一点来。

不过这些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庭审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而我的计划就是在法庭上声明自己的身份。

这没什么好吃惊的，对吧？我压根就没想过顶着美国队长的名字发表任何演讲，然后再替他把牢底坐穿。坦白而言，替自己坐牢已经够糟糕了。更何况，我认为史蒂夫最终还是会露面的。他不会和巴基就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把这些事统统抛到脑后的。

那不是他的风格。

然而这几天仍旧过得异常漫长。鉴于没人好心来告诉我事情发展得如何了，我也无从判断范德梅尔是否如约澄清了维也纳恐袭事件的真相。我尽量不去担心这件事。她要是没有说到做到，那我也就不必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了。

实话实说，我对给她当小白鼠并没有多少热情。

我现在真正担心的是，托尼和娜塔莎究竟跑到哪里去了。自从那天那场不算愉快的交谈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当然，就算得到什么消息，我自己还身陷囹圄，也不可能往他们中间再插一脚，把事情搞得更糟。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担心，就好像我通过某种第六感预知出他们有大|麻烦了似的。

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直到两年后才真正搞明白，这场麻烦究竟有多大。

此刻，就在我两辈子加起来头一次穿上西装的时候，托尼正带着他的队伍前去截杀史蒂夫和他的队伍，地点远在乌克兰。我想这场内战不分胜负、两败俱伤，罗迪和旺达在战斗中各自受到了重创，幻视脱离了托尼的队伍，巴顿的肋骨和他的弓箭一样裂开了，而史蒂夫和巴基则不知所踪。到最后，几乎所有站在队长那边的人都变成了通缉犯，被迫开启了灰头土脸的逃亡生涯。这些都是很久之后山姆讲给我听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后悔当初选择帮助史蒂夫，但我猜就算再来一遍，他们还是会这么做。

但在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基辅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正坐在中情局提供的防弹专车上，前往联邦最高法院。至少有一个战队的特种兵护送我，还包括分别来自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神盾局的特工，各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

浩浩荡荡的车队在那栋白色的古希腊神庙式建筑前停下。还没下车，我就已经听到看热闹的人群发出的呼喊声，即使他们被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