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弊政，束缚思想，于是要求以策论取士。
然而太宗皇帝北伐未半而中道崩殂，这遗训是定下来了，可是实行起来几十年后，就出了大问题。
策论策论，得有见识。
不说结社交朋友、互相间谈天论地得花钱，单单是史论策，怎么也得把个二十多本史书翻遍才行。
不说一部《资治通鉴》，便是一本《宋史》，厚厚的一册书，就不是寻常人家买得起的。
若不然，出策论的时候，拿出个史书中的名字，你都不知道是谁，写什么？
只怕多半会写出“项羽力拔山兮，岂一破轮不能拿”这样的笑话。
再说了，你爹不做官，你爹不是公爵侯爵，你一个贫民娃娃对朝政能有什么见识？没有见识，国朝文风又喜阔大，哪里写得出来？
就在康不怠中秀才那一年，当时的右平章事上了一疏：说是开国定制三十余年，所中举人者，未尝有贫民子弟，至少都是家里有地百顷以上者，无一例外！地有百余顷，尚且称寒门，这是要出大事的。
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恐乡野之人再不读书，因为读书无用——买不起各种书籍、没钱参与社盟，就没有见识，就写不好策论。
而且策论导致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是夸夸其谈以为搏名；或是重视韵律而失文章真意；或是看批阅之人的喜好故作投其所好之文。
国朝自明末乱后，废朱子而不立新言，以至于思潮混乱，百儒争鸣，难以界定。
而前朝八股取士，的确有禁锢之弊，然而最起码公平——要读的书少，经济上公平。
穷秀才也能读得起要考的几本书，至少还能给底层人一个希望，也有助于底层人学习，博个希望。
若学习不能做官，则无人肯学。
长此以往，只怕朝中大臣皆出于官宦之家。
而名为科举、实则九品中正。
此大弊也！
当时的右平章事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当时就认为，国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到“一道德”。
哪怕王安石变法，那也是拿出来了《三经新义》，最起码有个标准教材，对一句话的理解，得有个官方的正确理解。
现在国朝说是用永嘉永康学派，但是一来学派争端还在，只是凭借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去解读，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没有对经书的“微言大义”的标准理解。
二来太宗皇帝虽然天纵奇才，但其对永嘉永康学派的理解，更趋近于“墨”而非“儒”，义利之辨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破而不立，未成体系，国朝至今也不曾有个朱熹、王阳明这样能够破而后立自成体系的人物。
以至于考“经”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又以主考官的个人思想为准绳。
种种之下，人才固然有，也固然百花齐放，但实在是不公平。
八股的弊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若嫌弃八股禁锢，只要多取一些书作为选题即可，不要出现“截题”这样的情况就行。
也不是说非得用八股文取士，完全可以户政府出钱，大兴学堂。以国朝北派儒学的想法，搞分斋教育，国家出钱让贫民子弟也能入学，也能有见识。
然而……没钱，搞不起大兴学校的教育方式。
既是户政府拿不出钱，那还不如复用八股文。
最起码格式固定，主要看文笔、字迹、是否通畅，是否聪明。只要不把选题范围缩的那么小就好。
朝廷真要是想用北儒一派，分斋教育，一半考经书、一半考实学，那就拿钱。这办法的确好。
没钱，还请做到给底层一个希望。
若说八股禁锢，那么诗词歌赋也都需要固定的格式啊。写个宋词，难道不要按照词牌名的格式去写吗？写首诗，难道不该遵循平仄吗？
格式是禁锢的，但为什么不改内容而定格式呢？
当时的右平章事也说了：臣不是不知道八股的弊病，也知道分斋教育的好处，但是再好的东西远在天边没钱去办，不如选择近在咫尺的折中之策。
上疏之后，朝堂震动，半年的讨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