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依靠“国王之友”小圈子治国的时代，贵族大臣的私人利益，当然是谈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还相当沉重。
法国的国务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族，然后才是国务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真正无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谓法兰西的全体利益。
况且, 谁是法兰西？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呢。
就像是最简单的东方贸易，是好望角以东垄断专营代表法兰西的利益？还是开放好望角以东的私商贸易代表法兰西的利益？
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大银行家大贵族，谁才是统治阶级，这都还处在内部掐架的状态呢，又哪来的法兰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尔的自我利益, 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 都使得这场谈判, 对大顺极为有利。
或者说，因为印度发达的工商业，以及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使得东印度的利益群体，实力不够强大。
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西印度战胜了东印度、圣多明各战胜了本地治里、蔗糖战胜了茶叶。
所以舒瓦瑟尔等重视西印度的人，才会成为朝廷主流。
这倒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偶然。
大顺虽然地主士绅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对对外扩张，但是大顺立国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顺统治阶层的分化，使得大顺有“内外分管”的基础，也为此时大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只要不征“辽饷”，用的是“外”部的钱，那么内部本身的反对也就是没什么实质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对，没什么用。
这一点来说，大顺实际上比法国还能强点，至少不存在对外扩张是东还是西的矛盾。
在大致算了一笔可以左右战争形势的投入账目之后, 大顺使节团这边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印度问题。
只不过，这种过渡的方式, 是比较务实的。
按照大顺这边的算法, 想要左右战争的局势，大顺至少需要派出一支30艘战列舰的舰队，以及至少三千人的精锐的战斗工兵，用于配合法国夺取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当然是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英国人可以拿着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做交易，有可能诱使西班牙反法，所以对法国很重要只是法国海军不行自觉打不下来；而大顺的迫使英国主力舰队蹲在家门口防止登陆，也必须要确保直布罗陀在中法的控制之下。
虽然围城战是法国人在太阳王时代的特长，但很显然，此时围城战术要在大顺的手下才能发扬光大，因为大顺为了解决南洋、印度问题，特化了围城能力，而并不是太在乎大军团野战能力。
主要是周边没机会用，大军团会战能力，在大顺那就真是屠龙之术。
如此算的话，其实印度问题，在大顺眼里，也就值5艘战列舰和其附属的巡航舰、支援船的援助价值。
所以，这30艘战列舰舰队和至少3000的精锐战斗工兵, 都需要单独计价，逐渐升级条款。
如果法国能给更多，当然还可以给更多的援兵，再多个20艘战列舰，大顺也凑的出来。只不过得考虑成本，值不值这么多钱。
舒瓦瑟尔公爵对东方贸易的看法，一方面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自身不参与的原因，也确实不是很重视。
历史上，七年战争刚结束的1763年财政危机中，舒瓦瑟尔公爵就力主解散了法国东印度公司。
其意识形态原因，是“这种专营垄断，是法国在东方贸易中失败的原因。如果放开给小资本，取缔专营权，让法国散商自由地前往好望角以东，那么法国的东方贸易将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提供更多的税收、有利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专营之罪，与民争利。”
经济学，有时候可以片面地视作新时代的“经书”。
至于这种想法对还是不对，那真的要分情况去看。
比如大顺，刘钰嘴上高喊着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大顺的所有对外贸易公司，全都是垄断专营外加超额的军事义务和强制重型商船标准。包括刘钰自己在内，其实都不好意思说这叫自由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