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问题，曾经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但大顺的黄河问题，又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情况有所不同。
以大顺而论，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其实只在于黄河河道无人区的迁徙。
这就是大顺和以往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同的地方。
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于黄河问题，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只怕根本不可能在乎所谓的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
黄河问题，从明朝末年开始，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古人又不傻，知道黄河早晚要决口北流的人，多了去了。知道黄、淮、江、济这四渎合一，爆出一个超大规模的洪水，那就直接要出大事。
只不过……
历史上，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要解决黄河问题。
但满清河道总督杨方清，一针见血，只指问题的本质：
【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之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则可南亦可北。】
【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而上二百余里，皆赖黄河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故只可以南而不可以北。】
这，基本上就是自从明末黄河开始在淮河水道上屡屡为患，却一直没有搞大规模工程的根本原因，本质问题。
你要说满清这种迁界禁海的王朝，能考虑黄河无人区的百万百姓，那纯属扯淡。
根本问题就这么回事。
漕运得用黄河的水，从清口往上二百余里，全要靠黄河。
所以，黄河只能从南边入海，不可能从北边入海。哪怕说，脑子清醒的人，都知道，早晚的事。
但是，只要不解决漕运问题，啥也白扯。
历史上，从1652年朝中给事中建言复黄河禹道、到1852年魏源著书说黄河北决必要出大事，整整二百年时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最终全都卡在了“漕运”这件事上。
前期，这个倒也没必要过度吹毛求疵，前期既没这个紧急的需求，也没这个财力能力。
而终于熬到了乾隆年间，财力人力物力、政治稳定什么的都有了，建议干大工程的《论河道宜变通》的奏折也递上去了，乾小四“留中久之”，终究他不过是个守成之君，不敢干这么大的事。
而等到魏源开始宣扬复北道的时候……就那中央集权、政治稳定、财力物力等，又注定即便想干，也不可能干的成了。
之所以说大顺在黄河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和历史上不同，就源于“治黄必先废漕”这个共识，完成了。
而实际上，其实……说句难听的，对封建王朝而言，黄河河道无人区的百万人口，其实对一个正儿八经的、正常的封建王朝而言，这压根就不是个问题，排号根本排不上。
大顺算是还没迈入现代，就先感受了一波现代的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细细算来，这件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黄河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漕运问题。
漕运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南洋问题。
南洋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西北问题。
西北问题要解决的前提，是罗刹问题。
种种这些是，一环扣一环，折腾了三十余年，终于算是折腾到了大顺有资格“解决黄河问题”的时候，虽然看似很慢，但其实已经相当快了。
应该说，直到现在，大顺才真正有资格，说一句，要解决黄河问题、复大禹故道这样的话了。否则，在此之前，说话和放屁没有任何区别，根本都是扯犊子的空谈。
古书言：舜用鲧治水，九年而无功。
算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刘钰终于决定做最后一件事解决黄河问题，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九年。
如果只看黄河河道，谓之九年而无功，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九年时间，刘钰基本上没有挖掘黄河，而是干了许多看起来和黄河没啥关系的事。
在山东几州几府，搞了永佃制改革。
修了从济南府到胶州湾的铁路。
废弃了利津一带的盐田，在沂州和海州那里兴建了大型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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