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意儿只是众多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中的貌似最简单粗暴的一个，是使使劲儿可以搓出来的。
而剩下的那些条件，则完全不是使使劲儿就能搓出来的。
这些问题，也就造成了大顺现在非常难走的局面。
比如说，这种非常难走的局面下，就随便找一个点，来说为什么难走。
例如后世，上朔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百年间，多少仁人志士、多少英雄豪杰，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终于重现光明？
《重生之搏浪大时代》
千万人得有吧？
那从1840年开始算起，这千万英雄里，都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战斗的？
反满、恢复汉土、灭杀阎罗妖？
这个，在大顺直接抛掉，一个陕西皇帝，这个理由实在没法用。
反洋夷侵略？
这个，在大顺，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为中华之崛起？
这个，大顺现在虽然是个缝合怪，但谓之马上到来的19世纪的压路机、世界第一列强，这个还当得起吧？
为华人的生存空间？
这个，更没法用了。之前就说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大顺现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乱五十年，环太平洋区域，从澳洲到北美，华人已经完全占据绝对的人口优势了。但华人有优势，和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区、普遍人地矛盾爆发区、华北生态崩溃区的那两亿多百姓，基本没有啥关系——此时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业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业化，那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其实最后也就剩下了一个选项，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科社出现之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动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资社等等。
在加上传统因素，不免在科学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大顺也就只剩下纯粹的“天下大同”这个选项了。
问题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学一脉，争的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然而，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套东西再怎么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小农手工业时代。
如今，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套东西其实走不通，尤其是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周礼、周官之类的书，多半是一些人为鼓吹王莽改制而写的……呃，“”设定。
和颜元、李塨等人闷在家里，俩人憋出来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学校制度”、“税收政策”、“军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儿。
而现在，大顺这边唯一能撑得起来这个“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的，其实也就剩下刘玉的那一套东西了。
然而，问题在于，新学派当年为了防止被灭杀，只教“术”而不学“道”，大部分“道”的内容，都是潜移默化和只言片语的。
这也是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某种必然。
就好比说。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许多律师等中层，作为思想家和平民之间的联系。
所以，圣西门会说，法革那群人的口号，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辞藻。
而华革，则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沟沟里，面对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没出过山的农民。
所以，风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让半文盲听明白的。
而刘玉当初面临的情况，就是大顺允许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圣人。
皇权强势。
正值王朝中期，休养生息结束。
加之以史为鉴，还有“复古半圣意见领袖”安汉公、还有“一人易天下之学”王荆公之类的事。
故而，刘玉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这个身份，就注定了，新学一派里，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东西只能只言片语、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这个定死的上限，撑得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吗？
如果刘玉没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这么这个定死的上限，撑不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个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