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荆州地理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的一座城池，左连巴蜀、右接江东、上有中原、下有南越。自古以来，是接连六州的战略要地，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在担任荆州牧之后更是直接将荆州的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

襄阳地理条件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音yuan冤，今南阳市，很多人都以为是读Wan。)，可到京都洛阳。

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横贯襄阳、樊城。汉末时期的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

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在襄阳及下游区域沔水被称为汉水。可沿汉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等地。（作者看不懂水文，研究了半天地图后只能这么理解）

并且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軿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

要知道两千石可是与太守一个级别的官员，而太守可不像演义中表现的那么廉价，作为大汉的封疆大臣，掌管一郡之地生杀大权。

要知道在刘焉未提出恢复州牧制度之前，太守就已经是东汉地方官员中最大的一级了。平常一亭之地能出一个太守，足以炫耀几辈子。

而襄阳到宜城顺江而下不过百里之地，却有数十家两千石官吏，可想而知此处是有多么繁华。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

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是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

天下渐乱后，更成为了诸侯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而蒯越有句话说得好：“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

但在刘表来荆州之前，襄阳却还有一处不好的地方。那便是离益州太近了，进到什么程度呢，只要翻过襄阳城西的阿头山就是益州汉中房陵县的地界。

虽说隔了一个山头，但是若真的有心赶个来回，一天的时间已经很充足了。

而刘表在将州治迁至襄阳后，不管是他自己还是蒯氏兄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确保襄阳的安全，刘表便在阿头山西侧二十里处开始修建烽火台。

若是有战事发生，在襄阳的刘表一个时辰之内便能得知敌军的动向。而汉中的张鲁在得知之后也没有理会，算是默认了刘表的这一举动。

毕竟张鲁和刘璋两人的关系已经闹的很僵，双方连年之间互有攻防，此时若再得罪刘表，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届时若两刘联合，汉中可就难以保全了。

之后数年的时间里在刘表的主张下，襄阳被修建的如铁桶一般，无论是在水路还是陆路都有着强大的防御力。

而刘磐等人此行押解着石丰等人，率大军从郴县出发，沿耒水北上入湘水，至临湘转走陆路，到达江夏竟陵之后，再次转走水路，由汉水一路北上至襄阳。

十一月初从郴县开始出发，沿途近一千七百多里的路程，刘磐等人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赶在十一月的末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