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在上海“再守一守”，还是立即撤退，中国最高统帅部依旧迟疑不决。
然而此时，不管最高统帅部最终下的是何等决心，孟绍原的撤退部署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具体部署为，袁忠和所部留守上海，接受吴静怡指挥，进行潜伏、锄奸等任务。
田七所部，暂由赵昌乐代理，向重庆方面分散撤退，进入重庆之后，迅速联络邱兴昌等人，发展成员，进行训练，尔后重新进入战场。
岳镇川、魏云哲所部，向常熟、苏州、无锡等地转移，汇合太湖游击队和何儒意，进行游击作战，并随时等待上海方面召唤。
祝燕妮所部，由孟绍原直接指挥。
上海恒隆公司，则一刻不停的加大走私力度。在乔伊和霍伊斯的全力支持下，一部分走私货船，一律悬挂美国国旗。
这等于给他们多加了一道护身符。
各支队支队长，都领到了数额不等的日元作为活动经费。
当然，这些所谓的“日元”，都是霍伊斯的杰作。
被孟绍原绑架的辛逸晨，虽然人品恶劣，但手艺相当精湛。
他虽然从来没有造过伪钞，但一窍通，百艺精。
辛逸晨没有花多少时候，就弄明白了其中的窍门。
在他的帮助下，伪钞有了质的飞跃。
新的一批伪钞，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使用了。
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性价比还是不行。
因为要刻意追求伪钞的“真”，所以工艺程序比较复杂。
一圆日元的成本，大约在七毛钱左右。
霍伊斯对此是极为不满的，而这也是他未来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如何降低伪钞成本。
其实对于孟绍原来说，已经比较满意了。
他记得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制造假英镑，因为过于严谨，结果造成了伪钞的成本远远超过了真币的货币价值。
现在的人，对于伪钞的防备心理，远远不如自己那个时代如此强烈，只要不是做工过于粗糙，是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
而且，孟绍原还给霍伊斯提供了一个思路，在短时期内无法降低制造成本的情况下，不妨放弃十圆、二十圆大面值的日币，专心制造小面值的伪钞。
即便到了几十年后，这种心理依旧有效。
人们对大面值的钞票，会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但对小面值的钞票，警惕心理会大幅度的降低。
为了确保伪钞能够正常流通，孟绍原决定“以身试法”，他带着三百日元出门了。
他的目标，是日本侨民的主要居住点汤恩路。
自从淞沪会战爆发，尤其是在战争前期，本来在这里居住的大批青壮年、退伍军人纷纷加入到日军队伍之中。
但是，也因此而发生了“五福公司惨案”。
在1937年8月21日夜10点，二百名聚集在五福仓库的日军侨民义勇队，遭到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除一人侥幸逃脱，其余全部阵亡。
中国方面坚持说这是日军偷袭主力。
死无对证。
为此，日军恼羞成怒，除了把矛头对准了五福公司的负责人，中国人陈玉山外，还勒令安排义勇队撤退路线的“华日新闻”总编辑浦川达彦自杀谢罪。
浦川达彦当夜吊死在了自己的寓所里。
他的死法，也很不光彩，竟然没有采取更能展现武士道精神的剖腹，而是选择了上吊自杀。
这是日本人所看不起的。
至于“华日新闻”？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联络点，日特机关根本就不怎么重视，任其自身自灭。
眼看着华日新闻就要倒闭，一个新人记者扛起了报社的重担：
松本真柰子！
她和报社老人，宫岛平子，一起辛苦维持着华日新闻。
真柰子有很多次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华日新闻只是一家小报社，他们没有特殊的新闻来源，不像那些大的报社，可以掌握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再加上汤恩路上的男性日侨，很多离开了公共租界，去为他们所谓的“圣战”效力去了，因此每一期的华日新闻，销量都非常的惨淡。
真柰子还在苦苦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