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夏五月，远在汉室北方边墙，西邻云中、上郡，南接上党、河东，东望燕、赵，北临匈奴的代国，气候也逐渐回暖。

自汉室立，萧相国在秦律的基础上修订《汉律》时起，上郡、代地，以及远在燕国更东北方向的右北平，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贫困地区’。

根据汉律关于农税的规定，整个汉室但凡有田的百姓，都要在秋收之后上缴作物秸秆、干草，以充作战略资源储备——战马的饲料。

而上郡和代地，就在汉律中享受到了白纸黑字的优待。

除上代之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秸秆、干草税收取标准是‘顷入三石’，即每一百亩田上缴秸秆、干草各三石。

反观上、代，则是‘顷入各二石’。

没错，上代，就是法律明文规定连干草秸秆，都可以少缴甚至特殊情况下不缴的贫困地区。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上代除了要面临北方异族的威胁之外，其地理、气候条件都十分恶劣，就连农作物的产量，上代也比汉室的土地平均产量少一石左右。

便拿汉室最普及的粟米为例：关中水利条件好一些的上田，大都能达到三石半甚至四石的亩产量，而即便是最恶劣的夏天，亩产也大体能维持在三石左右。

相较于关中，关东虽差一些，但亩产也低不到哪里去，上田三石半够呛，下田两石半以上还是能保障的。

也就是说，如果单独统计关东的平均亩产量，那大概能接近三石，关中稳超三石，隐隐向三石半看齐。

关中加关东，拥有者如此辽阔的可耕作土地，又有着如此高的平均基数，按理来讲，汉室的粮食产量应该不会因为上、代这区区两地太拖后腿？

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果将上郡，代国，陇右以及右北平排除在外，那汉时的粮食亩产量，基本可以达到三石。

但加上这几个北方地区，汉室的平均亩产就将直接跌破两石半！

如果遇上去年那样收成不好的年景，更是有可能毕竟二石的平均线！

至于其原因，丞相府中去年收纳的关于上、代、右北平地区减免税赋的请求书，就足以给出答案。

在去年，上郡和代地，平均亩产仅一石半！

即便是在收成好，没有收到外族侵扰的年景，上代的粮食也基本不大可能突破二石。

这就等于上、代的一百亩田所能耕作出的粮食，只有关东五十亩田所出；若说关中，更是极有可能只需要三十亩！

而上、代并非是极端的个例，只是汉室北方地区农业状况的缩影。

如燕赵，虽不在法律明文规定永久减免秸秆税的范畴内，但粮食产量也比关东地区差一个档次。

至于暴露在长城之外的云中，那更是不用说——在匈奴人连年的侵扰之下，云中的农田别说丰收还是欠收了，只要秋收能长出来东西，打出来的谷物够一家人应付一段时日，就足以让云中人民满怀欣慰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汉室诸侯王而言，代国，绝对算不得什么好的封地。

作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四子，刘恒自受封为代王以来，几乎可以说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即便贵为诸侯王，刘恒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忧心于王宫中的吃穿用度，子女们的吃食衣服，乃至于冬季寒夜所需要的被褥。

正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诸侯王’经历，让刘恒留下了极其朴素的生活作风，即便在历史上成为皇帝之后，刘恒也将在代地培养出的朴素之风大半保留。

在刘恒的影响下，就连历史上的窦太后，其位居后位期间也都是亲自养蚕剥丝，在衣物上完全自给自足。

而在现在这个时间线，刘恒虽然意外的没能成为皇帝，却反倒成为了皇帝的亲密宗亲，但代王宫内的用度，依旧没有因此而宽裕稍许。

看着王公内残破的墙皮，以及几乎已经看不清原本眼色的宫墙，刘恒甚至有些庆幸于两个儿子留在了长安，而不是再同自己回到这个艰苦贫寒的‘王宫’之内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