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沿海的朐县相比，作为郡治及州治的郯县其城池规模自然要大得多，原本也要繁华许多。

不过近来因为黄巾贼的滋扰，郯县附近的盗贼匪患声势渐长，加之这几年收成本就不好，受到天灾人祸影响，周围许多村镇都有鬻儿卖女、易子相食的现象。

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不如草芥，这本就是常事。

而本该有保境安民职责的官府，在被围困、滋扰的情况下自顾不暇，连组织反击都很难做到，自然也是无力再护从百姓。

不过有一人却从中看到了机会，看到了属于自己，亦是属于官府的机会。

将办公地点定在此处的朱并作为徐州刺史，且又曾经师承刘宽，当初上任自然也是想过好有一番作为的。

虽然历经桓帝和当今天子接连两任的胡搞，加上恰逢天灾不断，各地匪患更是不绝，但在黄巾大乱之前，汉室统治的根基依然还是比较扎实的。

士人和官员们的想法往往是皇帝受到了以张让、赵忠等为首的“十常侍”的蛊惑，而非天子本身的问题，至于这到底是真这么想还是自欺欺人，就见仁见智了。

反正那时候的朱并就属于立志于厘清地方、再回归中央共同对抗宦官的一类人，若没有这样的志向，当初刘宽又怎么可能举荐他。

只是理想与现实总归是两码事，来到地方、接触实际后，朱并才发现自己首先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与地方各世家大族的斗争与融合。

往往在一个完全重建的王朝初期，地方势力是相对比较弱势，吏治也会比较清明的，但后汉且不说到了如今，就是当初光武帝刚立国的时候，也有着诸多地方顽疾没有消除。

中央与地方的斗争矛盾更是两百年后汉的沉积，一方面要强干弱枝，一方面却又阻挡不了那些地方世族的壮大。

当然，后汉比前汉好的一点在于，各地都在乱，但是反倒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如同八王之乱那样的领头羊反叛。

至于那些始终未绝的匪患，在出现黄巾这样的大规模之前，也并不被朝廷放在眼里。

话说回来，朱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得要感谢黄巾之乱，对他来说起得正是时候，让他快要走到绝路的仕途都有了新的希望。

当然也仅是希望，想要绝处逢生，还需要别的操作，而接下来的应对便是重中之重。

当得知朝廷大军集结，但在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影响到徐州战局的时候，朱并是有惊有喜。

惊的是没有精锐的中央禁军可以依靠，仅靠着州郡内这些兵马，还需要再行募兵；喜的却是这正好可以给他机会，堂而皇之将徐州的力量约束起来。

所谓一州刺史，督查各郡，而各郡的太守从位份上并不比刺史低，甚至可说除了接受刺史监督，太守的地位和权柄都是在刺史之上的。

这也是为何朱并之前的想法很难施展开，因为手中无权，无人肯听他的。

而为何他现在又突然有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除了朝廷出兵的消息之外，他还额外得到了一份由天子亲手所书的旨意。

因黄巾肆虐，徐州虽然匪患相对轻些，但下邳、琅琊等地先后大片沦陷，东海亦有几县陷于危难。

而作为郡治及州治的郯县，之前也曾几度受到黄巾威胁。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虽然刺史原本便有位卑权重、以低制高之意，但天子却属意代表中央意志的刺史，能够主动出面统辖各郡，首先自行募兵抵挡匪患。

在朝廷大军尚未抵达之前，至少要将乱象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朱并得到这样一个命令，却很难不往更深处想。

譬如说，朝廷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收拢地方权柄之意，亦或者是对各郡太守过度自治不满，有意抬刺史以压太守。

还是，有什么其他更多的企图？

当然，更急切也是当前朱并必须要首先面对的，还是黄巾贼乱，若是不能平定贼乱，那后面想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

其实相比于邻近的青州、豫州，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