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岁的时候，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大杂院儿里。

那会儿鼻子就尖，院儿里谁家做了好吃的，都立马能闻得到。然后总要找个理由过去串个门儿，为的是蹭上两口，或干脆端一小碗儿回去。有的时候是俩菜团子，有时候是一截肉懒龙，有的时候是一碟儿炒田螺。

大杂院儿的正当中是个井台儿。说是井台儿，其实只是水池子边儿上立了一口手压机井。粗大斑驳的铸铁井身，被风雨侵蚀的黑红粗糙，但却因年代久远，表面甚至泛起如古董般的一抹油光。同样质地的还有那根长长的手柄，只是尾部更加的光亮。

打水的时候，就呼哒呼哒的上下撬动那根手柄，水就哗啦啦的，顺着那根同样红黑色斑驳的铸铁龙头流出来了。

井台儿的北面有一大间屋子，坐北朝南，算是院子里的正房了。

只要天气晴好，阳光就会在它的门前照耀一整个白天。可说来也怪，这么好的屋子，却荒弃在那里，常年没人住。

屋子的门前是院儿里难得的一块空地儿，小伙伴儿们常常聚在门前的洋灰地上，拍洋画儿或者摔泥锅。自然，我们还经常扒窗户往屋里张望。

那是一间很长的空屋，甚至比我家两间屋子还要长。

门前阳光灿烂，而屋内却暗得很、潮得很。每到夜晚，就那屋里的蛐蛐儿叫得欢。脸贴着玻璃，手搭额头向屋里看去，墙角依稀生了几簇蘑菇，散落在墙角各处。白色的伞帽甚是扎眼。问了母亲，才知道那是白口蘑，好吃的很。自此就记住了。

这时，母亲已离开银行，调到附近的城建公司工作了。

这是一处挺大的院落，一分为二。

前院儿是一圈儿灰砖红瓦的二层办公楼。楼前的台阶旁，种着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树冠高出楼顶。后院儿是同样色调的两排建筑，平房间种着一排不甚高大的核桃树。

当秋雨开始不紧不慢下着的时候，核桃树的枝杈间，便三三两两的生出一个个果实来。那是些绿皮白点儿的大疙瘩，掩映在枝头的叶片间。可你千万别错以为这是些大青枣儿，嘴馋咬上一口。是的，我就咬过，苦涩至极。而且，我牙都黑了

雨稍停的间隙，我就在后院儿里闲逛。

我常常会打个小伞在那些核桃树下溜达，不时淘气的踹一脚茶杯粗的树干，听树叶上的残雨落在伞面上的噼啪声。

平房的墙根儿处，生长着大片大片的绿色苔藓。我突然发现，那些苔藓之间不知何时，已冒出一两处白色的蘑菇，和大杂院儿那间屋儿里的一模一样于是我兴奋的去喊了母亲来予以证实。

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的看到白口蘑。

白口蘑都是大小不一错落着挤在一起，个个儿白白嫩嫩的样子。大些的也不过只有弹珠大小，有着浑圆洁白的圆顶，上面还带着隐隐的一层翘曲的鳞片，一只同样洁白的粗壮的菇脚顶着它，站在生满苔藓的墙角缝里。小些的如青豆般大，只有圆顶没有脚。还有一些蘑菇已如小伞般张开，母亲说这些已经不能吃了。

用手捏住菇脚轻轻一掰，口蘑便脆生生的断了。把它放在手心儿里，就能看到那细如密齿的灰色菌褶，精巧细致，正如手中大伞的伞骨一般。

细雨又下了起来，娘儿俩打着伞，蹲着身儿好生摘了不少。

母亲是会计，工作相对清闲，因此午饭都是在办公室现做。

采回的口蘑，用清水简单过洗一下。大些的对切四瓣，小些的干脆囫囵个儿。用葱花儿和少许油煸炒一下，加稍宽的开水去煮，再下一大把细挂面，卧两个荷包蛋。调料只是半勺儿盐和一点点的酱油。

那是我不曾闻到过的菌子的异香，还没入口已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