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知道手中的这份圣旨的分量，陛下在京师搞了这么多的新政，可是从未向天下推行。
并不是不能，而是陛下睿哲天成，英明天授，深知这新政，不是一蹴而就，更非一旦一夕之间可以完成。
和群臣们不同，兴安知道陛下身后没有高人，他将陛下的所有决定理解为了睿哲天成，英明天授，就是天生干这个事儿的。
草率推行，只会是党祸盈朝，最终惨淡收场，且不见那范文正范仲淹的青苗法，最后都变了青稻钱一般的高利贷，为祸乡里？
朱祁钰面色平静的看着朝臣们的脸色。
纵观古今新政，全都是以军队为压舱石，方能推行。
商鞅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奖耕战，奖励耕种的同时奖励作战勇武；
范仲淹变法，是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定边患，随后入朝做了枢密副使，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开启了庆历新政。
枢密院的职能和大明的五军都督府等同，都是最高军事机构。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更是打出了纵观北南两宋三百年的唯一一次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战例，熙河开边，拓地两千余里，三次开边，抚羌族三十万帐。
当时西夏、辽国还以为那个武德充沛的中原王朝，又回来了！
次年，王安石就被罢相，启用，再罢相，最后，在神宗崩后，高太后临朝称制的元祐年间，所有的新法政令皆被罢黜。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三月，甲申日，对九岁的万历皇帝进讲帝鉴图说：「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
「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张居正以汉文帝劳军细柳营为由，说将官的地位如同奴隶一般，必须要提高忠勇可用的武人地位，授予权柄。
从一开始，张居正的所有新法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军队当做压舱石。
张居正跟谁的关系最好？抗倭名将、镇虏大将戚继光。
张居正在未做首辅的时候，就力主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往蓟门，作为压舱石。
蓟门在京师东北方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属于京畿。
在20世纪红色浪潮奔涌的年代里，有一位通过选举要走红色路线的南美理想主义者，阿连德。
在当选之时，总理就通过《至上报》记者胡里奥·谢雷尔告诉阿连德要小心警惕投机分子。
谢雷尔至中国，迟迟无法采访总理，最终通过绝食，最终见到了总理。
总理在采访中，就直接说道：「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阿连德当选的三年后，被陆军司令军事政变，最终以身殉道，英魂长存。
历朝历代，无不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稳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朱祁钰对官僚常怀警惕之心，即便是大明开边四府之地，但是他依旧没有推行他在京畿等地区的新政，而是先拿出了考成法来。
政策的推行的确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方式方法。
毫无疑问，张居正的这套考成法，是行之有效的。
兴安拿起了圣旨，阴阳顿挫的说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
“朕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请申明。”
朱祁钰几次下旨，尚节俭、止贪腐，效果呢？听之者，恒藐藐。
天高皇帝远，理他作甚。
“祖宗成宪，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文簿存照，仍另造文册二本，一送该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