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时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于返回沈阳的路上。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满文老档》记：天命十一年（1626）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因病前往清河汤泉洗浴（辽宁省清河县）；至八月初一日，命二贝勒阿敏杀牛烧纸，向神祈祷消灾----这表明努尔哈赤的病已经恶化，温泉洗毒不见效，只好求神灵来保佑；延至八月七日，努尔哈赤的病情继续恶化，已危在旦夕，于是在他神志还清醒时，努尔哈赤决定回沈阳，因为他不想在外地“归天”，一定要回到沈阳寢宫，大妃（皇后）奉命赶来迎接；船行至浑河，与大妃相遇，继续赶路，八月十一日未时（13时至15时），船行抵距沈阳40里的瑗鸡堡时，努尔哈赤病逝。
《清太祖实录》卷十，对此的记录是：（七月）癸巳（二十三日），上不豫（生病），幸清河坐汤；八月丙午（初七日），上大渐（病情恶化），欲还京（沈阳），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溯流至瑗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
但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却引起了一系列的奇谈怪论。
譬如那位民科军事专家就给自己贴金道：“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
又譬如，御史汪若极进一步确认：在宁远城下，“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
以中医观之，所谓“恶疮”致病之由，多因心火过盛，以至毒火攻心而引发。努尔哈赤何以至此？
在某些人看来，努尔哈赤攻战40余年，百战百胜，大明好几个督师、经略、总督、巡抚都拜在他手上，暮年却没拿下一个由小小道台守备的区区小城，所以回归沈阳后，努尔哈赤便百思不得一解，情志不舒，加之年事已高，终于酿成不治之症。
此外，又有人根据宁远之战中，身处宁远城中的朝鲜官员韩瑗“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的记录，说什么努尔哈赤是因为在宁远城下受了炮伤，久治不愈而死的。
甚至还有人引用高第“枪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从贼抬云，放声大哭”的奏报，非要将这个所谓的大头目认定为是努尔哈赤；另外，还有人臆测努尔哈赤于“宁远早撤，恐有隐情，但受伤为机密事，不能公开真情”云云。
总而言之，显然是一定要把努尔哈赤的死归功于了那位民科军事专家坚守宁远的成果。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击毙敌酋比敌酋自行病死更能激起军民的斗志，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里要说一万遍，那位民科军事专家是阉党，他的胜利就是阉党的胜利，对于平息因为天启帝颁布罪己诏引起的政治动荡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足以证明在魏忠贤等阉党骨干的领导下，大明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证明阉党的能力绝对不是东林党那种渣渣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各种因素汇集到一起，便有志一心的造成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局面。
但如果努尔哈赤真是在宁远城下受了炮伤，又怎么可能在宁远之战后不到2个月就率诸王贝勒，统率大军数万征讨喀尔喀蒙古五卫王了呢？又怎么可能在收服了喀尔喀蒙古之后，又在沈阳公开出面欢迎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并与之进行了20多天的频繁且公开的交流呢？
因此，假的就是假的，不但造神的宣传，时人不信，就连那位民科军事专家自己也不信，所以，这位民科军事专家居然在没有向明廷报告请示的情况下，于得知努尔哈赤死亡后不久后即自行派人前往沈阳吊唁，从而引得天启皇帝大怒，只是因为阉党暂时还不愿意失去这面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大旗，所以暂时没有受到处分，但最终，这位民科军事专家还是在之后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老奴一死，建虏内部必然有一番权力斗争，只怕短时间内是没有可能关注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