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问了好多的路人，终于在拐了几条街后，我俩找到了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
新娃儿找了他的亲戚后，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带着我们进入一栋还未竣工的楼房里。
楼房的底层和二楼，都住满了建筑工人。每个房间没有房门，房间里都用砖头和木板搭建成大床铺，床上凌乱地摆放着被子和一些衣物。床边的桌子也是用砖块和木板搭成的。上面放着很多的碗筷，洗漱用品和用来喝水的茶缸子。靠墙的角落里放着，各色的塑料盆子和一大堆，粘满了水泥浆的黄胶鞋。屋子中间牵着一根长长的细铁丝，上面搭着衣服和毛巾。
房间还是毛坯房，墙面没上灰搓沙，地面没趟水泥浆，门没安装，窗子是用纸皮和木板遮拦着的。
姑娘原来是新娃儿的远房表妹，初中毕业后就随同父母在外面打工了。她说这房间里住的，都是她那个地方的人。一会儿下班后，他们会安排我俩的。
接下来，我与新娃儿同屋子里的大男人老乡们，吃喝拉撒上班睡觉都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屋七个爷们儿都安排在杂活班，每天都干着杂乱不繁重的活儿。
带班的是个长得非常结实而高大的中年男人，听说是本地人，操着北方特有的方言，粗犷中带有几分狡黠。他给我和新娃儿开的工钱是，每天十块钱。
这个带班的，带班的水平非同凡响，太敬业了，太有智商了，安排活儿非常紧凑，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永不断流。
早春二月的深夜里，下着毛毛细雨，十几个建筑工人还在工地上，热火朝天地干着活儿。
带班的明确地分配了任务，今晚务必要把六层楼上的，支好模的几根大柱子和横梁的混凝土倒好。
他还讲，甲方工期催的紧，嫌施工方进度太慢，警告要是延误了工期，就休想拿到承建全款，相反要承担巨额的延误赔偿款。所以现在要经常加班加点的，就是下着雨也要坚持着干。
一千多瓦的碘钨灯，把工地照得亮如白昼。“沙沙”的细雨声像春蚕咬食着肥嫩的桑树叶。
我们二十多个建筑工人，头戴藤条编织的安全帽，身披塑料薄膜，脚穿黄色解放鞋，在泥泞中飞快地来回奔跑着。
我和一个市郊区农村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抬着一筐筐的沙子，倒在一台高大的搅拌机的大铁斗里。
由于老天爷下雨，地面泥泞不堪，不好推车子，所以带班的干脆就叫我们，用大筐子装着沙子，两人一组地抬着往斗里运。
我的搭档他是个健壮有力的北方大汉，又是个长期混迹工地的江湖高手。他抬着这一大筐子的沙子，就像是抬着根鸡毛般轻飘飘的。他一见带班的过来，就故意喳喳呼呼地叫着，催着我跑的飞快。
可怜了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书生，那时满脑壳憧憬的是阳春白雪和浪漫满屋的悠然的生活。从来还没有干过如此重体力的活儿，在家也就是跟着小侄子小侄女们，到山里放放牛，用小背兜捡点点柴禾，更多的时候是拿着本【文学之友】，坐在山里面浓郁的树荫下入神地看着。那时我在《鸭绿江文学社》涵授班培训写作，痴痴地幻想着当一名高雅的文学创作者。
干这样又累又脏的活儿，在心里本来就很难接受，又在泥泞中飞跑着，真是有辱斯文，有失谦谦学子的优雅形象。被那汉子连喝带搡地逼着飞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抵触的脚步愈加的混乱，一下子就跌倒在稀泥地上，箩筐里的沙子倾泻了一身。
站在搅拌机棚子里的带班的，气得远远的冲着我大骂:“干点活儿像笨猪一样，不行就来推车子。”
脸上和身上糊满了泥水，藤条安全帽被甩得远远的。我的心简直要崩溃了。抬头望向漆黑的像一张巨网的夜空里，我紧闭着双眼，任凭冰凉的绵绵细雨，扑打在僵硬的脸上，眼里充盈着泪水，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但我努力克制着内心那翻江倒海的情绪，使劲地将头仰向夜空，硬生生的把一汪泪水给倒了回去。
从地上爬起来，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