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建设，漳南六县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得到了恢复，各地之间人员往来更是频繁，一批批货物从沿海的几个主要港口中乘风破浪，前往日国和南洋。

　　围绕着数万军队的后勤补给，营房村堡，道路水利，以及官署衙门的建设使得原本因为战乱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十数万百姓暂时得到了安置。

　　当然，钱粮紧张的情况下，郑成功只给他们提供口粮，并向这些遭了战乱的农户许诺官府会根据每家每户贡献的劳动量来决定第二年春耕种子，农具和耕牛的使用。

　　军队的存在产生的巨大商业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的繁荣，出现了很多自发的商业，不过也同时造成了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粮食的价格。

　　前往南洋贸易的船队已经从暹罗，安南等地回来，船上运载着四万多石大军急需的稻谷，暂时缓解了地区的粮食紧张问题。

　　郑氏的贸易网络遍布东洋，南洋两地，甚至在暹罗和柬埔寨都有造船厂，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郑成功还是得想办法借着议和的机会，从清廷那里要来封爵印章，然后堂而皇之地从泉州，兴化等地取粮，那才是事半功倍的做法。

　　前往日国贸易的船队也即将回来，船上除了产自日国的少数商品，鸟铳和火炮之外，还载着大量的铅和硫磺，郑军海外贸易的利润大部分都是用于军事开支。

　　除了这些以外，从日国回来的船队还有一项必须携带的大宗商品——铜。大明和日国之间的铜价差异巨大，特别是幕府很久之前便开始限制货币金属的出口之后。

　　不过，以郑家在日本的关系，郑成功还有个日籍胞弟在其中斡旋，弄到别人弄不到的铜自然问题不大，由此自然也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巨额利润。仅此一项，对于自制货币发行的郑成功而言，每年获利超过二十万两。

　　明郑立足漳南六县的这段时间，除了海外贸易的支持以外，最关键的还是民政系统对于人丁和土地的掌控情况。

　　洪旭和卢若腾的行动可谓异常迅速，清查田地，建立户籍，征粮征丁，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科举教育，都在有序进行，钱粮货物和人员在漳南六县和港口之间不断流动。

　　各地寺院的田产也被迅速查封，“卫戍五大营”的上万将士也都已经得到了安置，不过每家每户只分到了十亩田地，原本耕种这些土地的数万户农民并没有被赶走，而是同样纳入了郑家农兵的体系之中，作为预备兵源。

　　这其实也是郑成功想要看到的，“卫戍五大营”的将士和家属占了一千多顷田地，原本的农户仅靠种地几乎都无法实现温饱，就必须通过参加农兵，进入工坊来谋生。

　　当然了，除了奖赏利诱之外，对于逃避徭役，私卖粮食，拖欠税赋的农户，乡绅，洪旭的处罚也一点都不轻，不仅仅是数倍重罚和牢狱，还有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连坐制度。

　　“编户齐民”若是没有连坐，那味道就不对了！

　　正是有了“卫戍五大营”的存在和威慑，“五军”封闭训练的时候，各县的地方乡绅豪强力量才如此听话，洪旭没收田产，处理某些宗族豪强的时候也才能如此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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