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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他们（第1页）

刘彦：我为什么离开红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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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红圈所辞职那天，合伙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疯了。

他说，你在竞诚做了八年，马上就能升权益合伙人，年薪七位数，手上捏着三个跨国公司的常年法务合同，你跟我说要去做公益？

我说对。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问我是不是被人洗脑了。我说没有。他又问是不是嫌钱少，所里可以再谈。我说不是钱的事。

他没再问了。我们共事八年，他知道我的脾气：认定的事，谁也拉不回来。

辞职信是我手写的，很短。就一句话：感谢竞诚八年的培养，我想去做一些更值得的事。

什么是“更值得”，我没解释。因为我自己也还没完全想清楚。

交接工作用了一个月。

最后一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在电梯口碰到了带我的师父老周。老周快六十了，一辈子做商事律师，在业内德高望重。他看着我手里的纸箱，问我后路找好了没有。

我说找好了，去玉宸律所。他点点头，说沈玉那姑娘他听说过，是个人物。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说这是给我结婚存的，现在看来用不上了，先拿去用。

我说师父我还没结婚呢。他说做公益律师更不好找对象，先拿着。我哭笑不得地接了。走到楼下才打开，里面是两万块钱。

那天晚上我给沈玉打电话，说我搞定了，明天可以入职。

她说欢迎，然后问我：“你后悔吗？”

我说还没开始呢，有什么好后悔的。

她说很多从红圈所出来的律师，到了公益领域会水土不服，嫌案子琐碎、嫌当事人难缠、嫌钱少，最后待不了几个月就走了。

我说：“沈总，我要是图钱，就不会来。”

她笑了一声，说：“叫我沈玉就行。”

入职之后我才现，沈玉说得对，公益律师跟商事律师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红圈所，我面对的是企业的法务总监，大家谈的是法条适用、合规成本、风险控制。

在心火中心，我面对的是一群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被家暴的女人、被霸凌的孩子。

他们不懂法律术语，不懂诉讼程序，甚至不认识几个字。

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不是在跟你“探讨法律问题”，是在求你救命。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学会怎么跟这类当事人沟通：不用法言法语，不分析案件利弊，不说“风险较大”或者“胜诉概率不高”。我只需要告诉他们两件事：第一，相信我；第二，我会帮你。

有一个案子我记得特别深。

当事人是五十多岁的清洁工，在商场打扫卫生的时候摔断了腿，商场不认账，说是她自己不小心。

她连劳动合同都没有，只有一张工牌和几个同事愿意作证。她女儿带她来找我们的时候，母女俩在接待室里抱着哭，说实在没办法了，能试的都试了，再不行就只能认命了。

我帮她申请了工伤认定。商场那边请了个律师，开庭的时候连敲带打，咬定她是临时工，跟商场没有劳动关系。

我把她近两年的工资流水调出来，全是同一个账户按月打款，金额稳定，备注写着“工资”。

我又找了三个她的同事出庭作证，证明她每天按时上下班、接受商场管理。

商场那个律师在质证环节被我逼到墙角，最后憋出一句：“她是清洁工又不是正式员工，这怎么能算劳动关系。”

我说：“《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没有身份区分，只要你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提供劳动并取得报酬，就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仲裁庭采纳了我的意见，裁定商场承担全部工伤赔偿责任。

拿到裁决书那天，她女儿给我鞠了一躬。

我赶紧去扶她，说使不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她说：“刘律师，对你是工作，对我妈是救命。”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来心火三年，我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有上百起。

有的赢了，有的输了，大多数是调解收场。

我没有后悔过。只是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加班整理证据的时候，会想起老周给我的红包。

那两万块我一直没花，锁在办公室抽屉里。

不是缺钱，心火的薪水当然比不上红圈所，但够用了。

我留着它，是想提醒自己，我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

去年沈玉在一个会上问我，有没有兴趣负责心火中心新设的“跨境权益保护部”。

她说她需要一个既懂跨境商事、又做过公益案件的人来牵头。

我说我在红圈所的时候做过中概股回归和海外上市合规，跨境法律这一块没问题；在心火这几年，跨境劳工维权和海外留学生保护也接触了不少，公益实务也熟了。

她笑了，说那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我接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了一个跨境法律援助数据库，把心火这些年处理过的跨境案件分类归档，整理出常见问题和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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