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
这个名字我有三年没认真听人叫过了。现在他们都喊我“小陈家属”,或者“陈望来的媳妇”,再或者——就是抱着九个月大女儿、在住院部走廊上站着愣的那个女人。
腊月二十三,小年。
窗外的雪下得像撒纸钱。
我站在结算窗口排队,前面还有十七个人。女儿趴在我肩头睡着了,口水浸湿了我毛衣肩头那块毛线,洇成一团深色。我腾不出手擦,就那么湿着。四十万。我脑子里只有这三个字。四十万,三十四天,两条命,还有此刻躺在icu、还不知道丈夫和弟弟都已经走了的大姑姐。
排到我的时候,收费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种眼神我这一个月见得太多了——同情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庆幸遭殃的不是自己。
“陈望来,陈德厚,费用结清了。”我把单据推过去。
她低头打字,噼里啪啦。
“您……丈夫和公公是一起出院的?”她问。
一起出院。她用了这么体面的词。
“一起走的。”我说。
她愣了一下,没敢再抬头。钢印砸在死亡证明上,咚的一声。女儿在我肩头动了动,哼唧了两声。我轻轻拍她的背,拍了很久,拍到她重新睡沉。
拍的时候我在想,原来这就是天塌。
不是轰的一声巨响,不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是你抱着孩子站在医院走廊,窗外的雪落在窗台上没人扫,而你连腾出手擦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想把这一切记下来。
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控诉。是年年长大后若问我,爸爸去哪了,爷爷去哪了,姑妈为什么不常来了——我得有个东西,指给她看。
喏,孩子,这就是那一年。
雪那么大,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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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到清水镇周家村,今年是第四年。
丈夫陈望来是镇自来水厂的维修工,每个月到手四千三。公公陈德厚年轻时在窑厂扛砖,落下一身病,六十二岁就佝偻成一把弯弓。婆婆走得早,家里就剩大姑姐陈望娣——我该叫大姐——比望来大六岁,早年嫁去邻县,后来离了,一个人搬回来住,帮衬着照顾老爹。
日子过得紧,但紧有紧的过法。
望来手巧,家里的电扇、洗衣机、漏水龙头,没有他修不好的。厂里值夜班有三十块钱补贴,他总是抢着值。大姐做饭好吃,拿手的是萝卜炖肉,萝卜炖到透明,肉化在汤里,她能让我多吃一碗饭。公公话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是我在这院里听过最多的动静。
年年是去年四月生的。
那年春天来得晚,桃花开的时候落了雪。我阵痛了两天两夜,最后剖腹产,把孩子从肚子里捧出来时,医生说是个姑娘。望来站在产房门口,戴着鞋套,穿着那件洗褪色的蓝工装,眼眶红得像害了眼病。
“姑娘好。”他说,声音哽,“姑娘贴心。”
他给女儿取名“年年”。我问什么意思。他低头想了很久,说:“年年有今日——不是过年那个年年。是每一年,都像今天这么高兴。”
我笑他酸。
那是去年四月,距离那年腊月,还有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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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九月二十二倒下的。
那天中午他还在扫院子,扫完靠在门框上歇气。我抱年年在堂屋喂奶,透过窗纱看见他身体慢慢往下出溜,像一袋面粉从墙根滑落。
“爸?”
我叫了一声。他没应。
我抱着年年冲出去,奶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溅了一脚背。公公侧躺在水泥地上,眼睛半睁,嘴歪向一边,口水顺着嘴角淌到耳朵里。
“望来——!望来——!”
我的喊声把年年吓哭了。她在我怀里拼命蹬腿,嗓子都劈了。望来从后院冲进来,看见地上的人,愣了两秒,蹲下去喊“爸、爸”,声音一声比一声低。
大姐在镇上买菜,接到电话骑电动车回来,腿软得下不了车,是被邻居架进门的。
那天傍晚,救护车把公公拉走了。我抱着年年坐在后座,望来挤在担架边上,攥着公公的手。那只手我太熟悉了,粗糙,关节变形,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此刻它软得像一团过的面,攥不住人。
镇医院做不了开颅手术,连夜转去市里。
那一夜我没合眼,年年也没合眼。她一直哭,哭累了睡十几分钟,醒了继续哭。我抱着她在icu门外的长椅上坐到天亮,脚边的地板上全是奶粉洒的白沫子。
第二天下午,望来把我拉到楼梯间。
“脑干出血,”他说,背对着窗,脸在暗处,“医生说……最好的结果也是瘫痪,说话、吞咽、大小便,全都不行了。”
他点了支烟,手在抖。他不抽烟的,这包烟是问隔壁家属借的。
“姐呢?”我问。
“在病房守着,赶都赶不走。”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楼梯间有扇小窗,玻璃上糊着陈年的灰,透进来的光是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