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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7章 新年的碗筷声（第1页）

我站在公司十三楼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凉的玻璃。三十岁的生日是在上个星期二悄悄溜走的，部门里那群年轻姑娘们给我订了个蛋糕，粉色的奶油上写着“颖姐永远十八”，我笑着切了蛋糕，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阵地紧。

“田经理，陈总让你去一趟。”助理小赵探进半个身子，眼神躲躲闪闪的。

我知道是什么事。上个季度的业绩报表摆在桌上，红色的箭头向下指着，像一把把刀子。我们这个建材分公司，在行业寒冬里摇摇欲坠，裁员的风声已经吹了两个月。我理了理西装外套，深吸一口气——这口气吸到一半就卡住了，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不上不下的。

推开陈总办公室的门时，我听见自己的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虚张声势的味道。

“坐。”陈总没抬头，手指在平板电脑上划拉着，“田颖啊，你在公司八年了吧？”

“八年零四个月。”我坐下来，背挺得笔直。

“老员工了。”他终于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看不出情绪，“公司的情况你也清楚。总公司那边要求我们部门缩减百分之三十的人力成本。”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缩起来。新做的美甲是昨天才去做的，酒红色带着细细的金粉，花了我四百八十块钱。美甲师小妹妹一边给我磨指甲一边说：“颖姐你这手型真好看，适合做婚甲。”我当时笑了笑，没接话。

“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陈总继续说，“但你也知道，管理岗的成本比较高。总公司建议……部分中层可以转回业务岗。”

转回业务岗。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三圈，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降职，减薪，和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起跑工地、看现场、陪客户喝酒。我三十岁了，我的腰椎去年查出有问题，医生说我不能再穿高跟鞋站太久。

“我考虑一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惊讶。

“尽快给我答复。”陈总点点头，“春节后就要调整到位了。”

走出办公室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妈”两个字。我走到消防通道里，按了接听键。

“小颖啊，车票买了吗？”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老家冬天特有的那种干冷气息，“你弟说今年新媳妇第一年在家过年，要热闹热闹。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公司可能春节要加班，想说也许回不去，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买好了，腊月二十八下午到。”

“那就好，那就好。”妈妈的声音松弛下来，“你弟媳妇可勤快了，这几天帮着收拾屋子，买年货。你回来啥也别买，家里啥都有。”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妆有点花了，眼角的细纹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明显。我今年三十岁，在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做中层管理，未婚，存款刚够付个郊区小公寓的付。老家的人说我“在大城市当领导”，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每天早上挤地铁时都在算，这个月的房贷、房租、信用卡还款日到底该怎么错开。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闺蜜林薇来的微信：“今晚相亲局，给你约了个海归博士，见见？”

我回了个苦笑的表情：“今天算了，刚被领导约谈，可能要降职。”

林薇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什么情况？陈胖子要动你？他是不是有病？你们部门哪年的业绩不是你扛起来的？”

“行业不景气，总要有人背锅。”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薇，我可能……真的该考虑回老家了。”

“你疯啦？”林薇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你在上海奋斗了十年！十年！现在回去？回去干什么？跟你妈介绍的公务员结婚生孩子？田颖我告诉你，你敢回去，我就敢买张票去你老家把你绑回来！”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林薇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一起挤过地下室，一起吃过半个月泡面，一起在酒桌上跟客户周旋。她知道我所有的不容易，就像我知道她的。

“行了，别哭唧唧的。”林薇的语气软下来，“晚上还是出来吃饭吧，不相亲，就咱俩。我请你吃日料，咱喝点清酒，骂骂老板，明天又是条好汉。”

“好。”我吸了吸鼻子。

那顿日料吃了六百八，林薇抢着买了单。我们喝了一壶清酒，微醺着走在上海的冬夜里。外滩的风冷得刺骨，但对岸的灯光璀璨得像个不真实的梦。林薇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颖啊，你还记得咱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住在浦东那个老破小，夏天热得睡不着，咱俩就爬到天台上看星星。”

“记得。”我看着江面上的游船，“你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在陆家嘴有自己的办公室。”

“你现在已经有了啊。”林薇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虽然陈胖子不是东西，但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坐进那个办公室的。别轻易放弃，听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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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江风把眼泪吹干了，在脸上留下紧绷的痕迹。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回老家的高铁。行李箱里塞满了给家里人买的东西：给爸爸的羊毛衫，给妈妈的羊绒围巾，给弟弟的皮带，给弟媳的护肤品套装。我还特意去买了上海的特产，大包小包的，把行李箱塞得快要炸开。

高铁驶出城市，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农田村庄。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机里，工作群还在不断跳出消息，关于年终奖放的传言，关于裁员名单的猜测，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啊？”旁边座位的大姐凑过来搭话。

我睁开眼，点点头。

“一看你就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大姐笑眯眯地说，“气质不一样。我女儿也在上海，今年说不回来了，说要加班。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忙。”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笑笑。

“结婚了吗？”大姐又问。

“……还没。”

“得抓紧啊。”大姐拍拍我的手，“女孩子啊，事业再好也得有个家。你看我女儿，三十三了，还在拼，我说她她不听。这女人啊，就像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

我转过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风景吸引。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疲惫的脸，还有旁边大姐那张忧心忡忡又热切的脸。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每年回家都会遇到。亲戚、邻居、甚至不认识的路人，都会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像是关心一件即将过期的商品。

五个小时后，高铁到站了。老家的火车站新修过，气派了不少，但一出站，那种熟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尘土味、汽油味、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组成一种叫做“故乡”的味道。

弟弟田磊在出站口等我。三年不见，他胖了些，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里夹着根烟。看见我，他把烟扔在地上踩灭，快步走过来。

“姐！”他接过我的行李箱，“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给家里买的。”我打量着他，“你胖了。”

“可不嘛，天天坐办公室。”田磊挠挠头，笑得有点憨厚，“快走吧，妈从早上就开始念叨，说你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