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餐结束,陈树主动提出送我。车行驶在夜晚的高架上,两侧的楼宇灯火通明,像一座巨大的电路板。
“你奶奶走的时候,你在她身边吧?”陈树突然问。
“嗯。”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特别的话?”
车载电台正放着老歌,歌手沙哑地唱着“往事不要再提”。我盯着窗外流动的光影:“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
“随便问问。”他打了转向灯,驶下高架,“对了,村里要拆迁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很多年没回去了。”
“就上个月的事。”陈树说,“开商看中了咱们村那块地,要建度假村。村口那根老电线杆,第一批要拆。”
红灯亮起,车停在斑马线前。行人匆匆走过,一张张陌生的脸在路灯照明下忽明忽暗。
“拆了就拆了吧,都旧了。”我说。
“但有些东西,拆了反而会露出来。”陈树的语气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车停在我家小区门口,我道谢下车。陈树降下车窗:“田颖,有时候我觉得,咱们那代人身上都粘着点什么,就像舌头粘在电线杆上,使劲扯会疼,但不扯,就一直粘着。”
他没等我回应,开车走了。夜风很冷,我站在路灯下,看着尾灯消失在拐角,忽然打了个寒颤。
那个星期天,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回辽宁的机票。飞机落地时,天空飘着细雪,这是我离开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到东北。从机场到靠山屯要转两趟车,最后一程是破旧的中巴,颠簸在积雪未消的乡道上。
窗外是熟悉的、却又陌生的风景。白桦林少了,大棚多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但路边堆着的柴火垛和锈迹斑斑的农用机械,依然透着记忆中的气息。
村口到了。我提着行李下车,第一眼就看见了那根电线杆。
它比记忆中矮小了许多,绿色的漆几乎掉光了,露出黑褐色的木头本体。杆身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通下水道、收购粮食、办证,层层叠叠像时代的牛皮癣。杆顶架着的电线歪歪斜斜,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电线杆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立着施工告示牌。几个村民揣着手在旁边聊天,看见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哟,这不是老田家的孙女吗?”一个满脸皱纹的大爷眯着眼认出了我。
“王爷爷。”我认出了,这是当年的王电工,如今已老得背都驼了。
“回来看看?正好,再不看看不着了。”他吐了口痰,“过两天就拆了。”
“为什么一定要拆这根?不能挪个位置吗?”
王电工和其他几个村民交换了一个眼神:“开商说了,这里是规划的主入口,必须拆。再说了,这杆子年纪比我还大,早该换了。”
“我听说”我斟酌着词句,“这下面有东西?”
空气突然安静了。风卷起地上的雪沫,打在电线杆上,出“沙沙”的响声。
“谁瞎说的?”一个胖大婶声音尖利起来,“一根破电线杆,下面能有啥?就有也是老鼠洞!”
“就是就是。”其他人附和着,但眼神都在躲闪。
我识趣地不再追问,拖着行李箱往老屋走。院子里的老梨树还在,光秃秃的枝丫指向天空。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窗玻璃碎了几块,门上挂着生锈的锁。我从包里翻出钥匙——奶奶去世后,我再没回来过,但钥匙一直留着。
锁已经锈死了,根本打不开。我正愁,身后传来脚步声。
陈树站在雪地里,穿着黑色羽绒服,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
“公司休假。”他走到门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和一根铁丝,“猜到你打不开。”
他往锁孔里喷了点液体,用铁丝捣鼓几下,“咔哒”一声,锁开了。门轴出刺耳的呻吟,屋里的霉味扑面而来。
“你经常回来?”我问。
“每年都回。”陈树踏进屋子,动作熟稔得像回自己家,“看看老房子,给坟上添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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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的摆设还保持着奶奶生前的样子,只是落满了灰。柜子上摆着爷爷奶奶的黑白照片,镜框玻璃已经模糊。我用手擦出一块清晰,照片里年轻的爷爷奶奶微笑着,身后是土坯房和那根电线杆——那时它还新,刷着鲜亮的绿漆。
“奶奶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轻声问。
陈树从包里掏出两瓶矿泉水,递给我一瓶:“你知道这根电线杆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吗?”
“我小时候就在了。”
“年秋天。”陈树准确地说出一个年份,“村里通电,这是第一根电线杆。立杆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爸告诉我的。”陈树拧开瓶盖,“立杆要挖很深的坑,那天挖到一半,挖出了东西。”
我屏住呼吸。
“是一具骸骨。”陈树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已经烂得差不多了,但能看出是个孩子,不过十岁。身边有个生锈的铁皮盒子,里面有几颗玻璃珠,还有一张字条,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我的后背窜上一股凉气:“后来呢?”
“年,大跃进,全村都在为通电欢欣鼓舞。一具无名孩子的尸骨,谁会放在心上?”陈树笑了,那笑容很冷,“村长让人把骸骨挪到乱葬岗,电线杆照旧立在那里。但参加立杆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