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带着河水的腥气,路灯昏暗。李先生走在我身边半步远,搓着手,试图找话题:“田颖,你们在大公司上班,见识广。不像我们,土里刨食,呵呵。”
我敷衍地嗯了一声。
他忽然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有些唏嘘:“其实,能找到你这样知书达理的,是我的福气。不瞒你说,我之前……也相过一个。”
我心头微动,侧头看他。他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懊恼和晦气的神情。
“也是经人介绍,隔壁镇的姑娘,姓陈,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看着也老实。”他咂咂嘴,“见面感觉还行,她家里催得急,没几天就定了,我按规矩给了两万彩礼,她就住过来了。开始还好,就是觉得她反应有点慢,话少,我以为就是性子闷。结果住了不到一个月,有一次为点小事拌嘴,我现她……她好像有点不对劲。”
河边柳枝拂过我的肩膀,凉冰冰的。我下意识问:“怎么不对劲?”
“就是……你说东,她扯西,眼神直,急了就咬自己手指头,呜呜地哭,说不清道理。”李先生眉头拧成疙瘩,“我起了疑,偷偷打听,你猜怎么着?”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一股子泄的怨气,“她家里一直瞒着!那姑娘是二级智力残疾!有证的!她家里人就是急着把这包袱甩出来,找个冤大头接盘!”
二级智力残疾。诊断书。
我耳朵里嗡鸣起来,呼吸有些不畅。“后来呢?”
“后来?还能怎么着!”李先生声音高了起来,引得远处散步的人侧目,他又赶紧压低,“我老李虽然急着成家,也不能当这冤大头啊!我把她送回去了,彩礼钱差点没要回来,她家那几个兄弟,凶得很……唉,亏大了,还惹一身骚。所以我说,田颖,你是明白人,咱们都实在点,好好处,我肯定对你好……”
他后面絮叨的“诚意”和“保证”,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反复回荡着“二级智力残疾”、“诊断书”、“姓陈”、“隔壁镇”……这些碎片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渐渐拼凑出一个让我手脚冰凉的轮廓。
陈素云也姓陈。周启明的姐姐,据说“脑子出了问题”。那份出现在周启明抽屉里的诊断书。周启明问她“有没有现你是装的”。
难道……陈素云,就是李先生口中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陈家姑娘?可她不是周启明的姐姐吗?还是说,周启明根本不是她弟弟,他们之间是另一种更诡异的关系?他用一份真的诊断书,控制了一个真的智力障碍者?可那句“姐”……
不,不对。如果陈素云是真的智力障碍,周启明何必多此一问“有没有现你是装的”?“装”这个字,分明指向她知道自己是正常的,她在扮演!
除非……那份诊断书,是另一个人的。一个真正的、二级智力残疾的、姓陈的姑娘。而陈素云,在冒充她。
这个念头太过骇人,我僵在原地,河面的冷风吹来,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田颖?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李先生关切地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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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回过神,后退一步,拉开距离。“没、没什么,有点冷。李……李先生,今天谢谢款待,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不等他反应,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河边。
回到家,我无视母亲担忧的追问,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心乱如麻。我需要验证,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那个“隔壁镇陈家”的事情。
第二天,我以“打听工程原材料”为名(李先生是做工程的,这个借口很自然),从母亲那里套出了李先生所在的镇子,又通过一个在镇派出所工作的远房表舅(谎称想了解当地民俗风情),极其迂回地打听:隔壁镇是不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智力不太好的女儿,前阵子好像说了门亲事又黄了?
表舅在电话那头啧了一声:“你问老陈家啊?是有这么回事。唉,说起来也是作孽。他家那个小女儿,叫陈什么来着……哦,陈招娣,小时候烧烧坏了脑子,二级残疾,一直养在家里。前两个月吧,是经人介绍了个外地的老板,听说彩礼给了不少,把姑娘接走了。可没一个月,又给送回来了,说是不合适。为彩礼钱还闹了一场,差点打起来。这事儿镇上都知道,老陈家那几个儿子,不是好相与的,那姑娘也可怜,接回来后就关在家里,不怎么让出门了。”
陈招娣。二级智力残疾。接走又送回。
时间点,和李先生的说法对得上。
那么,被接走的陈招娣,是真的智力障碍患者。而如果周启明抽屉里那份诊断书是陈招娣的,他为什么要留着别人的诊断书?陈素云又为什么要看?还看得那么仔细?
除非……陈素云,就是“陈招娣”。可她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智力障碍者,周启明还问她是不是“装的”。
一个更疯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逐渐浮出水面:有没有可能,真正的陈招娣,那个二级智力残疾的姑娘,已经被“处理”掉了?而陈素云,这个不知来历的女人,在周启明的帮助下,冒用了陈招娣的身份?那份诊断书,就是她冒充的“凭证”?周启明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是为了让她这个“假陈招娣”更逼真,以免被李老板那样的“买主”或陈家的人识破?可周启明为什么这么做?陈素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情人?同谋?他叫她“姐”……
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边缘。我知道,我必须回公司,必须更接近陈素云,必须搞清楚诊断书的秘密,以及她和周启明之间,那诡异“姐弟”关系下的真相。
回城后,我改变了对陈素云的态度。我不再只是远远地观察,或者带着怜悯的疏离。我开始“主动”接近她。在她清洗茶水间时,我会“恰好”路过,递给她一包我没开封的零食,“素云姐,尝尝这个,挺好吃的。”起初,她总是受惊般缩一下,眼神躲闪,嘴里含糊地说着“不、不用”,但我坚持把东西塞进她围裙口袋,然后快步离开,不给她拒绝的压力。
慢慢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惯有的怯懦,多了一丝极细微的、类似困惑的东西。她依旧不怎么说话,但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盒没拆封的进口巧克力碰掉在地上,滚到她脚边,她蹲下去捡,递还给我时,手指和我的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很粗糙,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她指尖几不可察的停顿,和一丝极其轻微的颤抖。那不是纯粹的迟钝。
时机在一个加班后的雨夜来临。暴雨如注,砸在玻璃幕墙上砰砰作响。办公室只剩我和陈素云——她在做最后的保洁。我抱着一叠资料,像是很随意地走到她身边,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霓虹,叹了口气:“这雨真大,素云姐,你带伞了吗?”
她正在擦拭一盆绿萝的叶子,闻言动作停了停,摇了摇头,没吭声。
“我带了,还挺大的。一会儿一起走吧,我打车,顺路送你一段。”我说得自然,心里却绷紧了弦。
她猛地抬起头,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长时间地看着我。走廊顶灯在她眼里投下两点微弱的光,那光后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翻涌着什么的潭水。有警惕,有茫然,还有一丝……几乎难以捕捉的、类似恳求的东西?
“……不、不麻烦。”她声音干涩。
“不麻烦,反正顺路。”我坚持,拿起包和伞,“走吧,再晚更不好打车了。”
她犹豫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断然拒绝。最终,她低下头,默默地收拾好工具,跟在了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出租车里,空间狭小,雨水敲打车顶,嘈杂又带着一种奇异的隔绝感。我报了她住的小区地址,她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望着窗外流淌的雨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她听:“这雨,让我想起我老家。我们那儿一下大雨,山路就不好走,容易出事。以前我们村就有个姑娘,下雨天跑丢了,家里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怪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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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反应,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膝盖上洗得白的帆布包带子,指节用力到白。
我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淡的、聊家常的语气说:“说起来也挺巧,我周末回家,听人说起一件怪事。就我们邻镇,有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女儿,好像也是小时候生病,脑子不太灵光。前阵子说了门亲,男方给了不少彩礼,可没过多久,姑娘就被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她。她的呼吸,在我说到“姓陈”和“脑子不太灵光”时,骤然屏住,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在密闭的车厢里,在我全神贯注的倾听下,清晰可辨。她的肩膀微微缩起,那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听说那姑娘,”我慢慢地说,字斟句酌,“好像叫……陈招娣?”
“嘎吱——”一声刺耳的摩擦声,是陈素云的指甲,划过帆布包粗糙的表面。她的头垂得更低,几乎要埋进胸口,整个人在昏暗的光线里,缩成僵硬的一团。没有否认,没有疑问,只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和微微的颤抖。
司机师傅拧开了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流淌出来,更衬得车厢后半部分的死寂。我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被雨水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光影。我知道,我抛出的石头,已经在她死水般的心湖里,激起了剧烈的、看不见的波澜。她或许不会告诉我什么,但她的反应,已经说明了很多。
接下来的几天,陈素云明显在躲着我。即便在走廊迎面碰上,她也飞快地垂下眼,加快脚步离开,像受惊的兔子。但我注意到,她停留在老板办公室里的时间似乎更长了。有一次,我甚至看到她从里面出来时,眼角有些红,像是哭过。周启明看我的眼神,也越深沉难测,有一次在电梯里单独遇上,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的警告和审视,让我如坠冰窟。
我知道我可能打草惊蛇了。但我停不下来。那个雨夜的试探,那声指甲刮擦的锐响,像钩子一样挂住了我。我必须知道真相,否则我会被这巨大的谜团和不安吞噬。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被派去开区管委会送一份紧急材料。事情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比预计提前了一个多小时。鬼使神差地,我没有直接回公司,而是在一个路口让司机调头,开往城西那片旧居民区。
我让车停在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隔着一条马路,望着陈素云住的那栋灰扑扑的楼房。我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或许,只是某种无望的蹲守。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次第亮起,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一团团昏黄。就在我准备放弃离开时,那辆熟悉的黑色奥迪,无声地滑到了楼洞口。周启明下了车,他没穿西装外套,只着一件深色衬衫,身影在暮色里显得有些单薄。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靠在车边,点了一支烟。猩红的火点在昏暗的光线里明灭,映出他脸上少见的、浓重的疲惫,甚至是一丝……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