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我妈的声音忽然高了半度,“什么盒子?”
“就是那个木盒子啊,田叔成天不离手的那个。老三说里头有金条,有存折,田叔的养老钱都在里头。他伺候了三年,一分钱没见着,结果他爹要把东西都给老大,他急了。”
“不可能,”我妈说,“我大哥不是那种人。”
“谁知道呢。”孙婶叹了口气,“两口子打架,被子遭殃。这一大家子的事,外人哪里看得明白。”
我站在门口,听着这些话,脑子里乱哄哄的。
金条?存折?我大伯?不可能。我大伯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哪来的金条?他要真有金条,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棺材本儿都掏出来给我。
可是不对。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很多年前了,我还小,大概七八岁的光景。有一年夏天,半夜我被雷声惊醒,起来喝水,看见大伯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门没关严,我从门缝里看见他坐在床边,腿上放着那个木盒子,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
灯光昏黄,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像是在看一件值钱的东西,更像是看一个人,一个他想见又见不到的人。
第二天我问他,你半夜不睡觉在看什么?
他说,没看什么,妮儿你看错了。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起来,那盒子里装的,也许真的不是什么金条存折,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些他藏了大半辈子的,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的东西。
安顿好大伯,我开车回城。
高上车不多,两旁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光晕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
手机响了好几遍,都是陈姐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有点急:“田颖,季度报告的数据你上传了吗?财务那边催着要。”
我说:“在车里,我回去就。”
“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
“还没。”
她沉默了两秒,说:“那你把数据我就行,别的我来弄。”
挂了电话,我想起陈姐这个人,她三十四岁,没结婚,没孩子,在这个城市独来独往。公司里有人背地里说她太强势,不好相处,可我知道她是那种把工作当命的人。去年年底,她胃出血住院,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回来上班了,脸色白得像纸,还在坚持开会。
她也从来不跟我说她的私事,我只知道她跟家里的关系不好,有一年过年,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待了三天,就吃泡面。
我们这些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像是被连根拔起的树,栽到了水泥城市里。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可骨子里那点东西,总是在某些时刻不合时宜地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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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现在,明明应该在办公室加班,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报表和报告,可我脑子里全是那棵老槐树,那个破木盒子,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的执拗和哀伤。
回到公寓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打开电脑,把该的文件给了陈姐。屏幕的光照在脸上,冷冷的,我盯着屏幕了很久的呆,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又删掉,再敲,再删。
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上不去下不来。
我拿起手机,给老公了条消息:“睡了吗?”
他很快回了:“还没,刚应酬完。”
“我大伯的事,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怎么了?”
“他说他那个盒子里,装的不是钱。”
隔了很久,他才回了一句:“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看着这句话,想了很久,打了好几遍字,都删了。最后我回:“我不知道。但我得把它弄清楚。”
他没再回。也许睡着了,也许觉得我小题大做。
不怪他,他不了解这些。他是城里长大的孩子,独生子,父母都是老师,家里亲戚关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他理解不了我们这种村子里长大的人,那种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那种恩恩怨怨的纠缠,那种明明是一家人却互相防备、明明恨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凑在一起过日子的复杂。
我也不了解。
或者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了解。
这些年,我从村里走出来,考上大学,留在这座城市,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所有的标签都在告诉别人:我过得很好,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摆脱了那个小地方的一切。
可大伯那个眼神,那种在绝望中又不肯熄灭的倔强,让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给什么东西涂脂抹粉,底子里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
第二天一早,我又请了假。
陈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田颖,你这个月的全勤没了。”
我说:“我知道。”
“你到底在折腾什么?”她的语气有点不耐烦。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又觉得解释不清楚。最后我只说了一句:“陈姐,有个老人八十多岁了,被儿子赶出来了,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