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半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跟我提钱。
那天他破天荒地早早回了家,还带了一兜子水果。把念念哄睡之后,他坐在沙上,点了一根烟。他以前从来不在家里抽烟的。
“田颖,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推着轮椅转过身看他。
他弹了弹烟灰,语气尽量放得轻松:“我跟几个同学合伙搞了个医疗器械公司,代理一种进口的康复设备,市场前景特别好。现在需要启动资金,每人出三百万。”
三百万。我听着这个数字,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轮椅扶手。
“咱们这套房子拿去抵押,能贷一百二十万左右。剩下的,你名下不是还有老家那套门面房吗?加上你之前存的那笔工伤赔偿款……”
“等等。”我打断他,声音很平静,“你是说,用我的钱?”
他皱了皱眉:“什么叫你的钱?咱们是夫妻。”
“那套门面房是我爸留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说,“工伤赔偿款,是我拿这双腿换的。顾衍舟,你一个骨科副主任医师,年薪三十万起步,你怎么不拿你自己的钱去投?”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我以前没见过,嘴角往上翘着,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笑意。“田颖,你什么意思?我娶你的时候你一分钱没有,我嫌弃过你吗?现在我要做事业,你就这个态度?”
“我不是不让你做事业。”我深吸一口气,把涌上来的情绪压下去,“三百万不是小数目,你把项目计划书给我看看,合伙人是谁,预期回报率多少,风险评估做了没有。你什么都不跟我说,上来就让我签字贷款,你觉得合适吗?”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摁得很用力。
“算了。”他站起来,拿起外套,“当我没说。”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
之后的日子,就像一根绷紧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他开始夜不归宿,有时候连着两三天不见人影。我给他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接了说在忙就挂。念念烧到三十九度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推着轮椅带她去医院,在急诊室守了一整夜,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一个都没接。
第二天他回来了,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在朋友家喝酒。我说念念烧了,他说哦,现在不是退了吗。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他把目光移开。
“顾衍舟,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背对着我抽了很久。烟雾被夜风吹散,他的背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脏了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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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颖,”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轻到我得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我想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多久?”
“不知道。”
“女儿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先带着。”
我笑了。我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五个多月大的女儿,看着阳台上那个曾经蹲在我面前说“我们结婚”的男人,忽然觉得一切都很好笑。
“你走吧。”
他转过身看我,嘴唇动了动。
“你走啊——”我把这三个字咬得很慢很慢,慢到每一个字都在抖,“我不哭。我怎么会哭?我凭什么哭?”
轮椅扶手上的手,指节泛白。念念被我的声音惊醒了,哇地哭起来。我没有哄她,就让她哭。
“笑给你看,哭给自己听。”我低下头,看着女儿皱巴巴的小脸,“反正眼泪掉下来,你也看不见——从今往后,顾主任这三个字,我再也叫不出口了。”
他走了。
走得很干脆,连衣服都没收完,衣柜里还挂着两件他的衬衫。后来我洗了很多遍,怎么洗都觉得上面有那股香水味,最后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离婚是他提的。
协议书寄到家里,顺丰的文件袋,薄薄的几页纸。财产分割那一栏写得很清楚:房子归他,因为是婚前财产。女儿归我,他每月支付两千块抚养费。两千块,在省城连念念一个月的奶粉钱都不够。
我没签字。
不是为了那点钱,是为了争一口气。
我去医院找过他一次。轮椅推到骨科门诊外面,隔着玻璃看见他穿着白大褂,正弯腰跟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说话,脸上带着那种专注又温柔的表情。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三年前他坐在我床边,也是这副模样。
我没有进去。
后来我听以前相熟的护士说,他跟骨科的护士长林薇好上了。林薇比他小四岁,父母都是卫生系统的,人长得漂亮,最重要的是——能站着陪他走路。
抚养费的事,我找过他们科室的领导,找过医院的工会,最后找了律师。律师姓陈,四十多岁,圆脸,说话不紧不慢。他翻完材料,摘下眼镜擦了擦:“田女士,这种情况法院判的话,抚养费可以按他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主张,他月收入大概多少?”
“两万五到三万。”
陈律师算了算:“那就是五千到七千五。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执行是个麻烦事。他要是拖着不给,你得一遍遍申请强制执行,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都不低。”
“我等得起。”我把协议书推回去,“陈律师,我不是为了那几千块钱。我要的是一个说法——他欠念念的,一分都不能少。”
官司打了半年。
期间顾衍舟找人和解过两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低。第一次说每月给三千,一次性付到十八岁。第二次说两千五,按月给。我全都拒绝了。
最后法院判了,每月五千,从离婚当月起付,拖欠部分限期补齐。
判决书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把念念哄睡,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医院病房里,他给我削苹果的样子。苹果皮细细长长的,一圈都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