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教授看着这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看着林墨脸上那种理所当然的神情,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
“林厂长,”他哑着嗓子,“现在这当口,你还有心思种树?”
林墨转过头,看着这位头花白的老专家。
“秦老师,树长成要五到八年。”他说,“五到八年以后,仗打完也好,没打也好,总还是要过日子的。过日子,就需要木头,需要家具,需要房子。”
“我现在种树,不是为了今天,是为了那时候。”
秦教授没有说话。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掌心捻了捻。
“碱性太重。”他低声说,“得先种一年绿肥。”
“您看着办。”林墨说。
从那天起,秦教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几个同样“被留下”的老学员,扛着铁锹,去那片荒地翻土、施肥、改良土壤。
警报响的时候,他们就撤进防空洞。警报解除,他们出来,继续干。
有人问他:“秦老师,您就不怕?”
秦教授直起腰,扶着铁锹,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
“怕。”他说,“但总不能干等着。手里有事做,心里就踏实些。”
旁边的沈专家点点头,把一株刚到的杨树苗小心翼翼地栽进土里。
九月下旬,局势愈紧张。
厂区围墙加高了半米,门岗增加到双哨,进出需要三证齐全。雷振江带着民兵连每天早晚两次武装巡逻,口令一天一换。
车间里的生产节奏却越来越快。军方追加的订单像雪片般飞来,每一张都标注着“加急”“特急”。林墨把三班倒改成四班倒,每班六小时,人停机不停。
周明轩住在了技术科。那些临时转产的军用物资,图纸不完善,工艺不成熟,全靠他带着几个老技师现场攻关、反复试制。
“林厂长,这个弹药箱的内衬,设计要求防潮、抗震,还要轻。咱们手头没有现成的材料。”周明轩熬得眼睛通红,指着图纸上一个小小标注。
林墨看了看,想了想:“塑料车间还有一批实验性质的泡聚乙烯边角料。让徐海平试试,能不能用热压成型做内衬。”
试了三次,成了。
拆设备的预案,是他和雷振江一起制定的。
每个关键设备都有编号,有对应的拆卸流程,有指定的运输路线和洞内存放位置。民兵训练时,专门有一段时间反复演练设备拆卸和转运。
起初有人不理解:“林厂长,这机器都拆了,咱还生产什么?”
林墨说:“机器在,人就在。人在,什么时候都能重新生产。”
他让每个操作工都参与自己岗位的设备拆卸演练,亲手拧下自己最熟悉的螺丝,记住每条线路的接头位置,标记每个易损部件的存放处。
“这不是逃跑。”他在动员会上说,“这是保护咱们吃饭的家伙。”
十月初,形势到了最紧绷的时刻。
广播里的措辞愈严厉,报纸的头版全是战争动员的檄文。街道上的标语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深挖洞、广积粮”变成“准备打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
林墨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先去厂区转一圈,检查夜班生产情况,查看防空洞的通风和物资储备,然后回到那间狭小的储物室,继续画图。
规划图已经画到第三版。
工人住宅区从三栋楼改成五栋楼层楼,增加了公共浴室和开水房。托儿所旁边加了一块小操场,预留了滑梯和沙坑的位置。职工医院的主楼设计成三层,门诊、住院、行政分区明确。
陈枋安几乎每晚都来。两个人对着图纸,讨论排水坡度、供暖方式、建筑材料来源,讨论到深夜。
“林墨,”有一天陈枋安忽然问,“你每天画这些,是真觉得咱们还能有那一天?”
林墨抬起头,看着他。
“陈书记,我听你家老爷子说你年轻的时候躲日本人的时候,还带着好不容易弄来的一把电锯,大人怎么说你都不愿意扔掉,当时你想过以后吗?”
陈枋安愣了一下。
“那时候哪敢想。”他苦笑,“能活一天算一天。”
“后来呢?”
“后来……”陈枋安沉默了。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良久,缓缓开口,“后来日本人投降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