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七年的春天,脚步似乎比往年更急了些。
刚过惊蛰,日头便显出几分燥烈,连续十余日,碧空如洗,不见半片云絮。
来自西北的风卷过京畿平原,带着干冷的土腥气,非但没能送来湿润,反倒将地表那点可怜的水汽搜刮殆尽。
观星阁灵台司的观测记录簿上,苏宛儿的笔迹日益凝重。
“二月初十,晴,西北风三至四级,午后扬尘。”
“二月十二,晴,无风,晨起见浅霜,午时燥热。”
“二月十五,晴,偏北风,空气干冽,远山清晰异常。”
“二月十八,晴,连日无雨,院内水池水位下降半指。”
她不仅记录天气,也开始留意阁内老吏的闲谈。
一位家在京西房山县的老书吏愁眉苦脸地念叨:“老家捎信来,说开春后就没见过像样的雨,沟渠都快见底了,这春麦可怎么浇返青水?”
苏宛儿将这些信息整理后,每日呈报程知行。
程知行站在星枢殿的高处,远眺西方。
天空是一片刺眼的湛蓝,没有一丝雨水将至的征兆。
他心中那根弦,渐渐绷紧。
数据模型的推断,民间经验的印证,以及此刻天地间弥漫的干燥气息,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预警,正在成为现实。
二月下旬,来自京西地区的官方文书和民间消息开始增多。
宛平县县令周文清,是少数认真对待程知行预警的官员之一。
他早年曾在地方为官,深知农事艰辛,接到程知行信件后,虽不全信,但本着“有备无患”的想法,在年节前后便组织民夫,对县内几条主要灌溉渠进行了清淤疏导,并加固了数处蓄水塘堰。
此时旱象初显,他立刻下令限制非必要用水,并启用提前修缮好的水利设施,优先保障麦田灌溉。
同时,他按照程知行手册中的建议,鼓励农户对部分坡地、旱地改种耐旱的黍、粟,并推广简单的保墒耕作方法。
相邻的大兴县县令吴有德,则对程知行的预警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京官拍脑袋,杞人忧天”。
整个正月二月,县内水利工程毫无动静。
待到二月底,田间土壤开始板结,麦苗显出蔫黄之态,他才慌忙下令调水,却现沟渠淤塞,水流不畅,蓄水塘也因冬季维护不力,渗漏严重,存水无几。
县内开始出现争水纠纷,民情渐躁。
三月初,旱情已然明朗。
京西诸县,自去冬以来累积降水不足,开春后又持续少雨,河溪水位普遍下降,部分支流几近断流。
冬小麦正值返青拔节关键期,需水量大,缺水导致生长迟缓,叶片卷曲黄。春播也受到影响,土壤墒情不足,种子芽困难。
然而,灾情的分布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
以宛平县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县,由于提前做了水利准备和种植调整,虽然也受干旱影响,但大部分麦田得到了及时灌溉,改种的耐旱作物长势尚可,整体损失可控。民间虽有焦虑,但秩序大体稳定。
而以大兴县为代表的多数县份,则是一片愁云惨淡。
麦田干涸龟裂,秧苗枯死,春播延期或失败,争水斗殴事件时有生。
地方官仓促应对,效果寥寥,只能焦急地向府衙和朝廷请求调拨赈济、减免粮赋。
差异如此鲜明,原因无法忽视——正是那份来自观星阁的、曾被许多人视为“危言耸听”的《农事参考手册》及其附带的预警信。
宛平县令周文清在给顺天府的公文中,特意提及:“幸赖观星阁程大人年前示警,下官得以未雨绸缪,稍作预备,今虽旱魃为虐,损失较邻境为轻。程大人洞察天时,心系黎庶,实乃社稷之幸。”
他还随公文附上了程知行的手书抄件及本县应对措施的简述。
这份公文,如同投入平静官场的一块巨石。
顺天府尹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
消息很快传至司天监、户部,乃至几位阁部重臣的案头。
司天监内,当初质疑程知行的那位员外郎,面对白纸黑字的对比和宛平县的“感谢”,脸色青红交加,半晌无语。
监正王大人捻着胡须,沉吟良久,对左右叹道:“程知行……真异人也。其法虽新,其效竟验。观星阁有此子,气象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