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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炉火重生下 求援老大哥（第2页）

哈尔滨，这座有着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城市，此时已成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与苏方的会晤安排在一栋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办公楼里。苏方代表是一位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商务参赞，身材高大，头灰白，穿着合体的西装，表情严肃，带有典型的苏联官僚气质。陪同他的还有两名工程师模样的随员。

会谈一开始，气氛略显拘谨和公事公办。彼得罗维奇先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祝贺，以及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与新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大谈苏联自身战后重建任务繁重，工业能力也有限，暗示大规模援助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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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作为主谈，不卑不亢。他先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然后简要介绍了东北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遭受的严重破坏，以及解放后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所做的巨大努力。他着重强调了恢复生产对于支援南方前线、巩固新生政权、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性。

“参赞同志，”赵刚语气诚恳而坚定，“我们深知苏联同志也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我们并非一味乞求援助。我们带来了详细的报告和清单，这先是我们对自己需求的清醒认识，也是我们真诚希望开展务实合作的体现。我们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我们愿意用我们拥有的东西，来交换我们急需的、对恢复生产至关重要的设备、技术和知识。这是一种互补的合作。”

接着，李云龙让韩工等人，用带来的图纸和模型（简陋但用心制作的），具体说明了几个最紧迫的技术难题，比如那台oo吨水压机的修复，无烟火药工艺的缺失。李云龙在一旁补充，语气急切但直率：“参赞同志，咱们当兵的讲实在话。这些机器不转，我们的战士就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火炮和炮弹，在战场上多流血！咱们用粮食换机器，用木材换技术，这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忙！你们淘汰的旧设备，对我们可能就是宝贝！派几个专家来指点一下，可能就救活我们一个厂子！”

或许是赵刚有礼有节的陈述和李云龙直白朴素的“兵话”起了作用，也或许是苏方本身也有其战略考量（巩固东方阵营、获取农产品等），彼得罗维奇的态度逐渐缓和。他表示对中方的困难和努力“理解”，承诺会将中方的报告和清单详细转报莫斯科。对于一些相对简单、不涉及敏感技术的设备需求（如部分通用机床的配件、一些基础冶金和化工资料），他表示可以在哈尔滨现有的苏方机构中“设法调剂一些”。关于派遣专家，他原则同意可以先行派遣一个小型综合专家组到沈阳进行短期考察和咨询，但具体领域、人数、时间需报批。关于易货贸易，他原则接受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换取设备和技术支持的思路，但具体品类、数量、价格、交付方式等，需要进一步详细谈判。

次接触取得了出预期的初步成果。虽然距离获得实质性的大规模援助还很远，但大门毕竟打开了一条缝。最重要的是，苏方表现出了愿意接触和商讨的态度，并且同意先行派遣专家组，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返回沈阳的火车上，李云龙兴奋不已：“老赵，看见没？‘老大哥’还是讲点同志情谊的！能先派专家来就好！咱们可得好好准备，把最硬的骨头留给专家看！”

赵刚却显得更为冷静：“老李，别太乐观。这只是开始。彼得罗维奇的态度很谨慎，很多话留有充分余地。援助不会白来，贸易也会很艰苦。专家组来了，我们要抓住机会，真正学到东西，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我们自己的努力一刻也不能放松。外援是助力，根本还要靠我们自己。”

“这个我懂！”李云龙点头，“就像打仗，友军支援再好，最后冲锋陷阵、占领阵地的，还得是自己的部队！咱们该挖工事挖工事，该练兵练兵！”

第一批苏联专家小组共七人，辗转抵达沈阳。小组包括一位冶金工程师、一位机械工程师、一位化工工程师、两位技术员和两位翻译（其中一位是中方派出的俄语干部）。组长是那位冶金工程师，名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五十多岁，身材敦实，秃顶，不苟言笑，工作作风严谨甚至有些刻板。

专家组的到来，在沈阳的工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工人们好奇地围观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洋师傅”，技术人员则既期待又忐忑。李云龙和赵刚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立即安排专家组到各重点工厂进行考察。

最初的合作，充满了微妙的碰撞。苏联专家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一到车间，就拿出笔记本、卡尺、放大镜，仔细查看设备，询问参数，记录数据。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态度，让韩工等中国技术人员深感佩服。然而，双方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

苏联专家习惯于在完整的图纸、规范的数据和既定的工艺规程下工作。当他们看到中国工厂里大量残缺的图纸、凭经验操作的工艺、以及因陋就简的“土办法”时，常常皱起眉头，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这不符合规程！”“没有精确数据，无法分析！”“这种维修方式不科学，存在安全隐患！”

一次，在铸造车间，一位老工人用自创的“看火色”、“听风响”的方法判断铁水温度，正准备浇铸。陪同的苏联冶金专家用光学高温计一测，现温度偏低，坚决要求重新升温，并强调必须使用仪器监测。老工人觉得自己的经验从未出错，有些不服气，双方生了小小的争执。最后还是赵刚闻讯赶来，一方面肯定老工人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强调科学仪器的重要性，建议将老师傅的经验与仪器测量结合起来，建立更可靠的操作标准，才化解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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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在多个车间生。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管理理念、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注重数据的作风，与中国工厂原有的经验主导、灵活变通但不够规范的传统产生了碰撞。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李云龙和赵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召集各厂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开会，明确提出：“苏联专家带来的，不仅是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思维和工作方法。我们要虚心学习！他们的批评，哪怕尖锐，也是为我们好！要把专家的建议，和我们工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更科学更规范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

他们要求各厂为苏联专家配备得力的中方技术人员和翻译，全程跟随学习，详细记录专家的每一个诊断、建议和操作演示。同时，组织技术工人观摩专家的现场工作，安排专题讲座，请专家系统讲解相关技术原理。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最初对中国工厂的混乱和“不正规”感到头疼，但很快，他也被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造精神所打动。当他看到韩工等人凭借残缺图纸和记忆，几乎完美地测绘出一台复杂机床的结构时，也不禁表示惊讶和赞赏。当他看到工人们在缺乏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用枕木、撬杠和人力，将数吨重的设备部件移动就位时，更是竖起了大拇指。

合作渐入佳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那台关键的oo吨水压机主缸体裂纹被成功采用“金属扣合”加“焊接预热”的复合工艺修复（虽然专家认为最好更换，但在没有备件的情况下，这是可行的方案）；无烟火药生产线的一些关键反应参数被重新标定，并改进了温控系统；一批急需的机床配件图纸被绘制出来，并指导中国技术人员用现有设备尝试加工；冶金专家还对鞍钢恢复生产提供了宝贵建议，并帮助分析了几种急需的特种钢的初步成分设计。

更重要的是，通过朝夕相处和工作中的交流，中苏技术人员之间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和友谊。中国技术人员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方法论，苏联专家也对中国同志的坚韧和智慧有了更深了解。尽管语言不通，文化各异，但共同的目标——让工厂运转起来——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李云龙和赵刚也没有闲着。他们通过翻译，尽可能多地与专家组交流，了解苏联工业的组织模式、管理经验，甚至请教一些宏观的展规划问题。李云龙还别出心裁地请专家品尝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感谢和增进感情，让严肃的安德烈脸上也偶尔露出笑容。

第一批专家组的短期考察即将结束。在送别宴上，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对李云龙和赵刚说：“李同志，赵同志，你们面临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你们和你们的工人、技术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能力，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已经将这里的情况和需求详细报告国内。我相信，更大的、更深入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严肃，“真正的技术进步，不能只依靠外部援助。培养你们自己的人才，建立你们自己的研体系，才是长远之计。”

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李云龙和赵刚心中。送走苏联专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两人知道，与“老大哥”的交往才刚刚开始，前方既有获得宝贵援助的机遇，也必然伴随着复杂的博弈与自力更生的永恒命题。但无论如何，封闭的坚冰已经打破，一缕工业现代化的新风，正随着北方的气息，吹入这片亟待复苏的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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