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这个词我们现在都用烂了,其实在古代是一个很严肃的词,特指“扭曲性情”。孙楚等批评者的意思是:你庄子不是说要任其自然,要真吗?那你妻子死了还唱歌,这就不自然,不真!
关于鼓盆而歌这件事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首先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外篇”中的《至乐》一章。事情真假暂且不论,单从写作性质来看,这是书中常用的寓言手法。说白了,就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引出道理。什么道理呢?庄子说死生其实是像季节那样循环的: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所以妻子只是进入新的循环之中,而不是真的死了。用庄子的原话就是:“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偃然”就是很安然的样子,寝就是卧或者睡,大白话是:我老婆啥事没有,睡得好好的,我跟着嗷嗷哭,没意思吧。
道理很明白,但有几个能想得开?
生死是《庄子》这本书中的一个大主题,很多篇目都在探讨“死亡”这个话题。纵观全书,鼓盆而歌这一段对生死思考的level其实不高,在整本书里处于中下吧。并且我怀疑这本就不是庄子的手笔,不说文风、叙述视角这类东西,单说故事,我觉得他在这个话题上未必会拿自己做故事主人公。
上面是从写作的角度来分析的,现在抛开外围因素,就事论事来看。沈复的理解就不错。
沈复的妻子芸娘死了之后,他很伤心,找了个寺庙住下,读《庄子》派遣苦闷。然后他就理解了鼓盆而歌这件事:“乃知蒙庄鼓盆而歌,岂真忘情哉?无可奈何,而翻作达耳。”
“作达”就是“作达观”。沈复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庄子是无可奈何,所以只能做达观。
天下事,一遇“无可奈何”,最是苍凉。
甭管多大本事,当说出这四个字来,便宣告了认命与失败。这让我想起阮籍在和人下棋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与他下棋的人马上终止棋局,阮籍不允,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
别看阮籍伤心得吐血,但他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议。因为母丧是绝对不能饮酒吃肉的!
但阮籍饮酒下棋如故,后来又在葬母时“蒸一肥豚”。豚也就是小猪。
阮籍为什么这么做?
盖遇无可奈何之事,故特作达观,以放肆不近情理之行,欲遣心中块垒也!
阮籍是这样,庄子也是这样。
庄子讲忘情,但我以为,真正薄情之人,不必忘情。唯深情者才需忘情。
什么人才要被提醒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就是不易相忘的人。
什么人才要反复标举忘情无情?
那就是深情的人。
无情者根本谈不上忘情,只有深情的人,对“情”字体会特为深邃者,才能想要忘情无情,继而琢磨出忘情之道、无情之妙。
唯其不能,所以向往。
庄周讲出世,讲无情。可在我看来,出世者难忘世,无情者总深情。庄子在《天地篇》中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三人行一人迷路,没有大碍,因为迷路的人少。两人迷路这就惨了,因为迷路的人占了多数。现在天下人都在迷路,我就算知道方向,那也没用了。这不是很悲伤吗?
对于这种悲伤庄子是如何处理的呢?
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明知不可能还去强求为天下解惑,这又是一种迷惑。所以不如放弃推究。只要放弃推究,就没有人和我一样悲伤了。然后庄子用了个让我很震撼的类比:这就像一个浑身恶疮的人(厉之人)在晚上生了孩子,那人第一件事就是用灯火照看,仔细检查孩子全身皮肤,心情十分紧张,因为他就怕孩子和自己一样生疮!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时goosebups都来了,因为这个比喻一般人绝对想不到!
打个不恰当的类比,就像《黑客帝国》里第一个苏醒者毅然决定独自承担真相,原因是担心别人苏醒之后会和他一样陷入莫大的痛苦中不能自拔。这种担心已经到了惶恐的地步,想准确描述这种惶恐感,就只好用庄子的比喻——厉人生子。
能发出这样深沉感怀与怜悯的人,又怎么可能是无情之人呢?
庄子很喜欢开玩笑,喜欢讲一些戏谑无稽的故事,古人推其为“千万世诙谐之祖”。
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常常以戏谑的方式出现?
那就是他藏着很深的悲哀的时候。
想想金凯瑞、罗宾威廉姆斯的忧郁,卓别林喜剧那种隐藏在喜剧表面下的苍凉感,甚至可以想想《老友记》里的chandler常常说笑话的原因。然后就多多少少能理解庄子那种习惯性的戏谑出自于何处了。
《天下篇》里总结得很好:“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庄语就是庄重严肃的语言。不是庄子喜欢讲戏谑的话。而是天下沉浊迷乱,他根本无法用庄言肃语讲话。
想起岳飞的一首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