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日子,像一轴被拉长了、又浸在温水里的胶片,缓慢,粘稠,带着一种与世隔绝般的宁静。
白昼被切割成规律的碎片早晨用来背诵英语单词和文言文实词,下午沉浸在数理化的逻辑迷宫里,傍晚则留给需要大量阅读的政治历史。
而每周三和周五晚上七点,则成了一个固定的、闪烁着微光的坐标,精准地嵌入这平淡如水的日程之中。
线上补习进行得很顺利。
杨俞备课充分,讲解清晰,态度是恰到好处的认真与耐心,既不过分亲近,也绝不疏远。
我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准时上线,问候简短,直奔主题,高效地解决古文疑难,然后准时结束。
屏幕两端,我们都穿着家居服,背景是各自私密的空间——她的原木书架,我整齐的书桌。
物理距离遥远,但某种心理上的“场域”却在每次连线时悄然建立,稳定,安全,且只属于我们两人。
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两个晚上。
不仅仅是为了补习。
更因为,在那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可以正大光明地、专注地看着她。
看她蹙眉思考时微微抿起的嘴唇,看她讲解到兴奋处不自觉地加快的语和亮的眼睛,看她偶尔被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逗得先是一愣、继而失笑的模样。
不戴眼镜的她,面部线条柔和了许多,那些细微的表情变化也因此被放大,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
我开始能够分辨她不同语气背后的情绪真正的困惑,找到答案的愉悦,以及对我进步时那种由衷的、不掺杂质的欣慰。
我们的话题,也渐渐从纯粹的文言文语法,偶尔滑向边缘。
她会在我提到某篇课外读到的文章时,自然地接上话头,分享她大学时读类似作品的感受;会在讲到某个历史典故时,多引申几句相关的文人轶事,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
有一次,我书架上那盆长得过于茂盛的绿萝一角不小心入了镜,她竟然注意到了,笑着说“你这绿萝养得真好,比我办公室那盆有生气多了。”那只是一句随口的话,我却为此暗自高兴了很久,仿佛这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也因此被纳入了我们之间隐秘的共享空间里。
然而,界限依然清晰。
她始终是“杨老师”,我始终是“赵辰”。
对话绝不会深入真正的私人领域,不会触及家庭,不会触碰彼此生活里那些沉重的部分。
结束时的“下次见”和“老师早点休息”,是雷打不动的仪式,为这短暂的越界画上安全的句号。
我们像两个在薄冰上谨慎起舞的人,享受着冰面承载的微妙平衡,心照不宣地避开那些可能引碎裂的裂缝。
这种稳定而隐秘的节奏,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八。
最后一次补习结束时,她照例合上书,对着摄像头微笑道“好了,年前的课程就到这里。下次……就是年后了。”
“嗯。”我点点头,心里莫名掠过一丝浅浅的不舍,像盛宴将散前那一缕淡淡的怅惘。“杨老师,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她似乎愣了一下,随即笑容加深了一些,眼睛弯弯的“也祝你新年快乐,赵辰。好好陪陪家人,也别忘了抽空温习。”
“知道了。”
视频切断,屏幕暗下去。
房间里骤然安静,只有暖气片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年前的课程结束了。
这意味着,将有整整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之间将失去这每周两次、稳定而正当的联系纽带。
十天,在平常或许很快,但在年节这种特殊的、充满了团聚与喧闹氛围的间隔里,却显得有些漫长。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仿佛被粘滞的糖浆裹住了,流动得格外缓慢。
母亲开始忙碌起来,打扫房间,采购年货,厨房里终日飘出油炸食物和炖肉的浓香。
家里多了些红色的点缀——窗花、福字、一小盆金桔,试图营造出喜庆的气氛。
但偌大的房子依旧空旷,父亲的位置依旧缺席,那些鲜艳的颜色反而衬得日常的寂静更加突兀。
母亲偶尔会问我“想吃什么”,语气努力轻快,眼神却总有些飘忽,仿佛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
我们默契地不提任何可能引不愉快的话题,对话仅限于最表层的日常。
我试图用加倍的学习来填满时间,但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原木书架的背景,想起她笑时眼尾细细的纹路,想起她说“下次就是年后了”时,语气里那丝几乎听不出来的、类似于“短暂分别”的意味。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
从早晨起,零星的鞭炮声就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试探性地响起,到了午后,渐渐连绵成一片,空气中弥漫开淡淡的、属于节日的硝烟味。
母亲在厨房里准备着一年中最隆重的那顿晚餐,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比往日更加密集。
我帮不上太多忙,只能负责贴好最后的春联和福字,然后被母亲赶回房间“休息一会儿,等吃年夜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