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下学期的春天,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席卷了校园。
梧桐树的新叶从嫩黄转为油绿,在日渐暖热的阳光下着亮光。
教学楼里,备战高考的倒计时牌无声翻页,像某种冷酷的机械心脏,驱动着所有人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运转。
试卷、习题、模拟考……循环往复,构成高三前最后的、也是最密集的演练场。
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中,语文课成了许多人短暂喘息的机会。
倒不是因为内容轻松,而是因为杨俞的课堂有一种奇特的“场”——她总能将那些艰深的古文讲得条理清晰,甚至偶尔引人入胜,让人暂时忘却窗外那个以分数和排名衡量的残酷世界。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三下午,春日的困倦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教室。
窗外的阳光正好,暖洋洋地照进来,在黑板上投下窗格的影子。
空气里有粉笔灰和少年人汗水混合的微尘在光柱中缓缓浮动。
杨俞正在讲台上讲解《诗经·卫风·伯兮》中的“自伯之东,如飞蓬”。
她的声音清澈平稳,将那种思念征夫、无心妆扮的古代女子心理剖析得细腻入微。
她今天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外面套着米色的针织开衫,下身是深灰色的西装裤,头利落地别在耳后,那副黑框眼镜后的眼神专注而明亮。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不是没有脂粉妆饰,而是那个值得为之妆扮的人不在身边。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外在形象直接关联的写法,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抒情模式……”
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边记笔记,一边用余光注视着她。
阳光从侧面照在她脸上,能看清她说话时微微开合的唇瓣,和偶尔蹙眉思索时眉间细小的褶皱。
她的手指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女为悦己者容”几个娟秀的楷体字,粉笔灰簌簌落下。
就在这时,教室后门被轻轻推开,年级主任探进半个身子,朝杨俞招了招手,表情有些严肃。
杨俞停下讲解,对全班说了句“大家先自己理解一下这几句”,便快步走了出去。
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嗡嗡声,是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后的窃窃私语。
武大征趁机回过头,朝我挤眉弄眼,用口型说“肯定又是月考分析会……”
我懒得理他,低头看着课本上那句“如飞蓬”。
莫名地,思绪飘远了——如果有一天,我也去了远方,会有人为我“如飞蓬”吗?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摇摇头,试图将那些不合时宜的想象甩出去。
大约过了五分钟,杨俞回来了。她的表情比出去时更凝重了些,走上讲台,看了眼教室后面的钟,忽然改变了教学计划。
“同学们,临时有个通知。”她清了清嗓子,声音比刚才略微急促,“下周的月考,语文试卷结构有微调,古诗文鉴赏部分会增加一道对比赏析题。这样,我们现在做个随堂小测,就测刚才讲的《伯兮》和上学期学过的《蒹葰》对比赏析,当堂写,当堂交,我看看大家的基础。”
教室里响起一片哀嚎。
但杨俞不为所动,已经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道思考题。
她的动作很快,甚至有些匆忙,似乎想用这个临时测验填补被中断的课堂节奏,或是掩盖某种不安。
“课代表,”她写完题目,转回身,目光落在我身上,“赵辰,你去我办公室,右边第一个抽屉,拿一下备用试卷。钥匙在我桌上笔筒里。”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一拍。
去她办公室,开她的抽屉——这再正常不过的指令,在此刻却让我感到一阵微妙的紧张。
我站起身,在全班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走出教室。
走廊里很安静,其他班级都在上课。
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清晰得有些刺耳。
午后的阳光从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块。
我走到语文教研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
推门进去,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几张并排的办公桌,堆满作业和教参的书架,窗台上那盆被她精心打理的栀子花已经结了几个小小的花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属于纸张和墨水的味道。
她的座位在靠窗第二个位置。
桌上很整洁,教案、红笔、保温杯、一个插着几支笔的陶瓷笔筒,还有一小盆多肉植物。
我拿起笔筒,果然摸到一把小巧的黄铜钥匙。
右边第一个抽屉。
我蹲下身,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
我拉开抽屉。
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叠整齐摆放的试卷、教案纸和几本常用的工具书。
一切都井然有序,符合她一贯的风格。
我伸手去拿那叠放在最上面的备用试卷,手指刚触到纸张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