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的,正是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几块。
也正是当下国家重点着手改革、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领域。
旁人看着邓启元总往叔父家里跑,难免多想。
可只有邓启元自己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攀关系走后门。
全是因为叔父邓声喈那股踏实到近乎执拗的工作作风。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为了让出台的政策真正贴合实际、贴合人心,邓声喈几乎天天找人谈话。
工人、农民、教师、学生、文艺界的年轻人……
只要是能反映真实情况的,他都愿意听。
邓启元身为文艺界的后辈,自然成了叔父最常叫到家里的人。
有时候是傍晚。
有时候是周末。
邓声喈总会泡上一杯热茶,絮絮叨叨地问他。
文艺界现在最愁的是什么。
考生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规定,压得年轻人抬不起头。
邓启元也从不敢敷衍。
每次去,都把自己亲眼见的、亲耳听的,一五一十地说。
小到琴房不够用,大到招生名额卡死,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绝不隐瞒。
他愿意做这个传话筒。
一个夹在普通年轻人和高层决策者之间的传话筒。
可这一次,他心里却没底。
招生名额,是牵扯到全国教育布局、资源调配的大事。
不是一句话就能松动的。
他不知道叔父能不能帮上忙。
更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不会石沉大海。
可他心里也清楚得很。
叔父邓声喈,是真的在关心文艺界,是真心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年轻人捞上来。
单就中央音乐学院的事,邓启元印象里,叔父直接过问、亲自推动解决的,就有三件。
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帮了考生。
一路风驰电掣。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邓启元脸上,又疼又麻。
等他终于赶到叔父家楼下时,天色已经彻底黑透。
巷子里的老式路灯昏黄微弱,光线拉得老长,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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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还透着一点灯光。
邓启元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旧上海牌手表。
表盘边缘磕出一个小坑。
指针稳稳指向夜里十点四十分。
这个点,叔父肯定早就洗漱躺下了。
耽误一分钟,那些考生的希望就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