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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令人不忍。但曾国藩认为，以现有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于苏无补，而且会破坏整个战略。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安庆太重要了，非拿下不可！

&esp;&esp;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朝廷谕旨急如星火，一再催促，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但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一边应付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此时北方一片大乱。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宫西狩热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esp;&esp;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京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它还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长围天京的那段日子里，要是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京早就支撑不住了。

&esp;&esp;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牢牢死守。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下，后脚撤出，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实乃精辟之语。

&esp;&esp;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京高层极度不安。按照太平军原定计划，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定的。但在执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遭到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

&esp;&esp;此时，安庆在湘军的围困下已岌岌可危。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宜(安庆）计划，认为安庆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的看法是，进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用他的话说，苏杭好比鸟之两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esp;&esp;事后有分析认为，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并没错；李秀成主张先取杭州，同样也有道理。问题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有私心。

&esp;&esp;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见死不救；而李秀成的小算盘是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势力，因而对救援安庆并不热心。

&esp;&esp;如此分析，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不过，二王的分歧却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

&esp;&esp;据李秀成回忆说，八月(农历）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当然，天王的态度与干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干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这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急，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

&esp;&esp;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esp;&esp;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和拷贝。虽然仍是老套路，但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

&esp;&esp;太平军的西征战役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860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几度遇险。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青三路会攻祁门，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准备以死殉职。而在次年3月，李秀成第四次进攻祁门，距祁门仅二十余里地，使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断绝，再次陷入绝境。如果此时太平军全力会攻，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李秀成竟撤围而去，全功尽弃。

&esp;&esp;李秀成开始犯错误了。这种错误只有在高手对决中才会出现，但对李秀成来说，失误的出现并非战术原因。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折损四千余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但这些说法并非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丧失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

&esp;&esp;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湖北黄州，距汉口仅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三千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武昌城内乱成一团。

&esp;&esp;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如果分兵救援，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事后，他在家书中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

&esp;&esp;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一般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esp;&esp;其实，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esp;&esp;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人认为，他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这里不予置评。

&esp;&esp;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esp;&esp;思想决定行动。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部因素，比如洋人干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出了问题，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下江浙，包括上海，建立稳固的后方，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因此，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一再出错。相比之下，曾国藩却是高手上阵，棋看三步。在武汉危急关头，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它得失，在所不惜”的话来。

&esp;&esp;曾国藩如此坚定，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股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esp;&esp;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下，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但明眼人心里清楚，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眼界和胸襟上。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国之才，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

&esp;&esp;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战斗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后终于失守。太平军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部阵亡。

&esp;&esp;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人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李秀成受到多方批评。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戎机一误再误；

&esp;&esp;此后，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esp;&esp;但对干王的批评，李秀成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出奇制胜。

&esp;&esp;客观地说，李秀成的思路倒也不无合理成分，而且从客观效果看，苏杭失守也的确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被动。特别是杭州失守后，李秀成十万大军，三路包围，七路并进，把上海团团围住。如果得手，东南半壁江山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局面也将为之一改，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esp;&esp;1862年夏季，苏南战局发生逆转。进入8月，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率，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洲、蒲包洲，直抵天京护城河口；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京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李秀成火速回援。

&esp;&esp;此时，李秀成久攻上海不下，暂时退守苏州。他在苏州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京，淮军进逼苏南，太平军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与敌硬拼。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尔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出席会议的众王都对李秀成的见解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京后，洪秀全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esp;&esp;据李秀成回忆说，主逼如此，不得不执行，只得调抽兵马，回师天京，无心顾及苏杭之事。他还把母亲及家眷送至天京为质，以“表我愚忠”。

&esp;&esp;8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发起反攻。9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与湘军展开鏖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10月中旬。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

&esp;&esp;10月间，由于伤亡过大，加之断粮，李秀成被迫撤军。这让洪秀全大为不满，下诏严斥，并将李秀成革去王爵。

&esp;&esp;李秀成颇感冤屈，但也无可奈何。此时的洪秀全早已不是当年金田起义时的洪秀全了。他专制多疑，昏庸堕落，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的荒唐和固执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人惊诧道，此洪秀全乃彼洪秀全乎？因为前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esp;&esp;1847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他的伟大事业。那时的他，胆略过人，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得愈狠，反抗得愈烈。洪秀全的压迫来自于三次科考落榜。就在十年前，他第三次科考落榜后便一病不起，连续高烧四十多天。在昏迷中，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者。

&esp;&esp;这个老者长得何样？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他就是后来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

&esp;&esp;六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科考，但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的结果。西方心理学家阿德勒（精神分析三巨头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有一个著名的学说，人在极度自卑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超越。这是所谓的“补偿心理”在起作用。洪秀全的情况似乎也吻合了这一理论。

&esp;&esp;在连续遭受落第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地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要说著作，严格讲还谈不上。那只是一套九本的小册子。这是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时，在广州大街上无意中得到的。当时，有人在免费散发这套书，洪秀全也拿了一套。这套书的书名叫《劝世良言》。

&esp;&esp;《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叫梁发。此人是一位华人牧师。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因此，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它对基督教的解释并不准确，不仅存在不少误读，而且还想当然地加入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传教士马礼逊就说过，此书虽是根据他的《圣经》译本编著而成，但书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esp;&esp;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他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与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儿。

&esp;&esp;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他著书立说，传教布道。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即《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是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中，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他的使命是救苦救难，并宣称清帝是“阎罗妖”，在诛杀之列，而世人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他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天款十条，入会者必须遵守。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人最早入会，成了该会的骨干分子。

&esp;&esp;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希望得到他的施洗。但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完全是一知半解，有些地方甚至错误百出，与基督教义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洪秀全是自学成才，他的理论是在《劝世良言》基础上创立的。而《劝世良言》本身就先天不足。

&esp;&esp;基督教认为，天父上帝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可洪秀全却创造性地发明上帝有六个儿子。老大是耶稣，老二是他本人，以下类推，他的结拜兄弟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为三、四、五、六子。不仅如此，他还别出心裁，声称上帝还有一个女婿，这人就是他的妹夫萧朝贵。

&esp;&esp;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西方传教士当然不能接受。可洪秀全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传教士未免孤陋寡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和上帝在梦中见过面的，你们谁又见过呢？

&esp;&esp;西方传教士们无言以对了，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

&esp;&esp;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罗孝全处，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并得到了罗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此时，他已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因为这样会使自己的信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他的革命事业，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也不愿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

&esp;&esp;在广州度过三个月之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固执回到家乡。他没有得到受洗，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事业发展。拜上帝会迅速壮大。

&esp;&esp;曾经见过洪秀全的外国人这样描述说：“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四十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

&esp;&esp;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不乏各种人才。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氏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大多出自其手，可在军事方面，他的才能一点也不比他的文采逊色。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