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11节（第2页）

&esp;&esp;良弼，字赉臣，是满族亲贵中一个年轻有为的新派人物。他是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所谓“非觉罗而宗室”。觉罗，是指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的伯叔兄弟旁支子孙，他们系红色腰带以示身份，俗称“红带子”；宗室，是指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他们系黄色腰带表示身份，俗称“黄带子”。良弼的祖上本系宗室，系的当然也是黄带子，但后来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黄带子也被挑了，直到他这一代平反后，才又重新系上黄带子，恢复了宗室身份。良弼是在流放地四川出生、长大的，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避免沾染八旗纨绔恶习，相反对亲贵子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十分反感和痛恨。良弼回到北京后，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他报考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磨炼自己，并以挽救清王朝的衰亡为己任，决心要做一代中兴名将。

&esp;&esp;回国后，良弼倡言革新，还带头剪了辫子，这使守旧派很看不惯，但良弼我行我素，毫不迁就，平日说话做事更是率性而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据说他回京不久，有一次在前门外看到一个满族亲贵，正带着家丁强拉一个民女。民女的父亲上来阻拦，被家丁们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围观的百姓远远地站着，目睹此景都敢怒不敢言。良弼这时走上去了，他拉开家丁，让他们住手。人们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居然吃了豹子胆，敢管这个闲事？有人出于好意，小声提醒他说：“那是振贝子爷，这事你可管不了！”

&esp;&esp;振贝子爷何许人也？他名叫载振，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儿子。靠着老子的权势，振贝子爷在当时可是手眼通天，无人敢惹，就连各地督抚见了也把他当太爷供着。良弼那时刚回京不久，从没见过载振，现经边上人一说，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振贝子。但他并不示弱，上前与载振评理。载振哪把他放在眼里，他蛮横无理，口出秽言。两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载振当然不是对手，于是吆喝着家丁们动手。这一来，双方打成一团。良弼膂力过人，家丁们虽然人多势众，却被打得跌跌爬爬。

&esp;&esp;混乱之中，巡警们闻声赶到。他们一见载振，便有心庇护，凶声凶气地拉开良弼，要把他带走。这时，良弼把衣服下襟往上一扯，露出里边系着的黄带子。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管不了。你给送到宗人府去吧。”

&esp;&esp;巡警们一看，此人也是宗室，自然不敢得罪，只好把他们送到宗人府去了。到了宗人府，良弼当着堂官的面痛斥载振败坏纲纪，胡作非为。载振这时理屈词穷，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堂官弄清了事情原委，知道良弼有理，便将载振扣押下来进行处罚。直到第二天，庆王亲自出面求情，载振才被放了回来。

&esp;&esp;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都说良弼这人了不起。的确，以良弼当时的地位敢于挑战庆王父子，没有相当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良弼不畏权贵的倔犟性格，但他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得罪了庆王父子，以后在许多事情上都受到刁难、压制，抱负无法施展。

&esp;&esp;在日本学习期间，良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深感改革的必要，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是抱以惋惜和同情的态度。他在军谘府的部下李炳之回忆说，良弼一直赞成康、梁的主张，更钦佩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有一次，他当着他们这些部下的面吟起谭嗣同的绝命诗。吟完之后，问：“你们知道‘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指什么吗？”

&esp;&esp;原来，戊戌政变前，日本方面派人给谭通风报信，让他去日本避难。正在这时，大刀王五来了。王五说，你走对皇上是不忠，而且要连累老爷子，更是不孝。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忠孝两全。谭嗣同听了这话，便决定留下来，并慨然说：“西洋历史上，革命就必须流血，中国革命还没有人流过血呢，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良弼讲完这段故事，接着说：“绝命诗上所谓两昆仑，就是指日本书记官和王五二人说的。”

&esp;&esp;言谈中对谭嗣同和这些“忠勇”之士深表敬意。实际上，在良弼内心深处，也一直希望效法这些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振满清王朝。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良弼向来种族之见甚深，尤其反对汉人掌兵，而对袁世凯更是充满了警觉。为了削弱袁的权力，他提出了以士官生对抗北洋派的计划，得到朝中反袁亲贵的支持。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朝廷也确实需要培养一些信得过的满族将才，而良弼一是满人，二又留过学，正是理想的人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善耆、铁良等人的提携，一路高升，成为军界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练兵处的几年里，他延揽了大批士官学生，后来袁世凯被放逐回籍，他又帮助载沣、善耆等对北洋军进行清洗和改造，给北洋势力以不小的打击。然而，由于庆王的掣肘，这些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

&esp;&esp;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良弼也极力反对。他甚至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意统兵南下，但庆王一句话就把他给否掉了。庆王说：“他还太嫩了点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吧。”

&esp;&esp;袁世凯出山后，大批任用北洋派，这让良弼颇为担忧。在起用段祺瑞时，他就不赞成，认为这些人都是袁的死党，让他们带兵就等于把军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了，将来尾大不掉，非出乱子不可。议和开始后，袁世凯的野心逐步显露，良弼大声疾呼，誓死抗争。他拉拢冯国璋，召集满族军人，在报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以暴动相威胁。在宗社党中，成了反对退位的最强硬人物。

&esp;&esp;然而，尽管良弼做了种种努力，但他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在亲贵中间处境也很困难，不仅庆王与他作对，他的个性也不见好于其他权要，就连提携过他的铁良后来也对他有了看法。他想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潮流，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到临死前仍然如此。

&esp;&esp;1月26日，这天宫里又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于段祺瑞领衔军人打来电报要求共和，会上无人再敢反对退位。会后，良弼很着急，连忙赶去肃王府，找善耆商量对策。就在他从肃王府回来时，刺杀突然发生了。

&esp;&esp;刺杀良弼的人名叫彭家珍，字席儒，四川资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是四川籍京津同盟会会员。关于他刺杀良弼的动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因为良弼反对退位，已成了革命的“元凶大憝”，必须清除；其二是，彭家珍刺良弼是为吴禄贞报仇，因为他一直认为吴禄贞被谋杀是良弼暗中指使。

&esp;&esp;不管彭家珍刺良动机如何，但行动却获得了成功。据时在国光新闻社工作的韩锋回忆说，当时，国光社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坐落在北京李铁拐斜街。自从刺袁事件发生后，京中清廷大员已如惊弓之鸟，防范甚严。如何接近良弼，这成了刺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有一天，彭家珍去西河沿金台旅馆看人，那人不在。彭家珍坐在客厅里等候时，见桌上有一张片子，上边印着“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于是，心里一动，便随手将片子装进了口袋。接着他问茶房，崇大人几时来过？茶房说，崇大人刚从奉天来，访友不遇，上保定去了，说是两三天后回来。他的房间还留着哩。

&esp;&esp;彭家珍听了这话，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回去后，立即借了一套军服，同时准备好了炸弹。晚上，在国光社碰头时，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他说他打算冒充崇恭求见良弼，然后寻机将他炸死。

&esp;&esp;在说这番话时，彭家珍显然已是深思熟虑，下定了最后决心。说完之后，他便解下金表和金像盒交与付天民，托他转寄资中老家，交给朋友留作纪念。韩锋回忆说，他当时才二十一岁，看着彭家珍，心里很感动，便噙泪念了赵伯先送吴樾的那首诗：“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彭家珍听了点头苦笑。

&esp;&esp;26日，刺杀行动付诸实施。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佩上军刀，拿着崇恭的片子去找良弼了。他先去了良弼的办公室，但良弼却没有见他，让他有事晚上去家里谈。据李炳之回忆说，良弼当时看了片子，对他说，崇恭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和他不甚熟，不知来见我有何事。他不知道军谘府是军机密要的地方，不能随便会客么？

&esp;&esp;彭家珍在军谘府未能见到良弼，当晚便去了良弼家里。良弼家在西门大红罗厂。彭家珍乘马车前往时，参与行动的同志分散到报子胡同、帅府胡同东头、大拐棒胡同北头和小拐棒胡同西头打探消息，准备接应。谁知等了将近两个钟头，毫无动静。

&esp;&esp;事后才知道，彭家珍到良宅时，良弼去了肃王府还没有回来。接下去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门房让彭在客室里等候，他说良大人过一会儿就会回来。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外响起了马车声——是良弼回来了。他的马车刚靠到门前的石阶上，彭家珍已经迎了出来。良弼这时左脚刚踏出车门，彭家珍便从怀里掏出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良弼当时就倒下了，他的卫兵也被炸倒好几个。由于距离太近，彭家珍也不幸中弹牺牲。

&esp;&esp;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去良弼家里，良弼不在。他等了一会儿，便乘车回去了，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看见良弼的马车回来了。彭家珍当时喊了一声“赉臣”，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其他原因，良弼的马车没有停，继续向前驰去。彭家珍急令车夫调转车头赶了上去。等到彭的车赶到良宅前，良弼已经下了马车，正踩着台阶向大门里走去。彭家珍跳下马车，在台阶下急急地投出炸弹，但炸弹碰到石阶上弹了回来。跟着，炸弹爆炸了。彭家珍当时就被炸倒，献出了生命，良弼也受了重伤。

&esp;&esp;整个行刺过程虽有细节出入，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当时并未死，只是炸断了左腿。两天后，才在医院里咽气。

&esp;&esp;良弼死后，有人推测该案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一时间传言甚多。一种说法是，良弼受伤住院后，西医替他做了手术，手术本来很成功，可在赵秉钧前往探望之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说，赵推荐了一个中医，说是要替良弼解除体内的火毒，可良弼服药后不久便疼痛而死。舆论普遍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买通医生在药里下了毒。

&esp;&esp;关于袁世凯害死良弼的说法，一直到民国后仍然众说纷纭。尽管彭家珍这时已被追认为烈士，可还是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李炳之回忆说，民国成立后，他在参谋本部工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esp;&esp;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esp;&esp;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esp;&esp;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esp;&esp;众人默然。

&esp;&esp;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esp;&esp;还是无人应答。

&esp;&esp;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esp;&esp;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esp;&esp;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esp;&esp;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esp;&esp;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esp;&esp;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esp;&esp;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

&esp;&esp;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说法也很多。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即汪衮甫、徐世昌所加。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她说：“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直到这时，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岂不可悲？

&esp;&esp;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恐吓、许诺。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是，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

&esp;&esp;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天刚亮，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这里是候旨的地方）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他们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所有的阁员都来了，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大约是心里有鬼，害怕面对太后，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

&esp;&esp;乾清宫是内廷重地，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是皇权的象征。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东为江山殿，西为社稷殿，内供江山社稷之神，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esp;&esp;上午时分，宫里传出话来：“太后即将御驾，请各位大臣上殿。”

&esp;&esp;于是，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殿内的御座前，四个太监站立两边。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横列一行站好。在大臣的后边是四名侍从武官，他们穿着军装，佩戴军刀，笔挺肃立。

&esp;&esp;唐在礼就是这四名侍从武官中的一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待大臣们站立好后，一个太监入内请太后御驾。稍过片刻，有两个太监从里边先出来，在御座前分两边站好。接着，隆裕太后便出来了，跟她一起出来的还有小皇帝溥仪，在他们之后是几名扈从太监。

&esp;&esp;仪式很快开始了。胡惟德领着众人向太后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第一次改变礼节，虽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花翎袍服。隆裕太后点点头，作为还礼。之后，太后在正中落座，溥仪坐在她的旁边。

&esp;&esp;胡惟德上前一步，说：“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之后，身体欠安，不能亲自见驾，叫我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esp;&esp;隆裕说：“是。”

&esp;&esp;过了一会儿，隆裕从太监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不容易了。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有成，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

&esp;&esp;隆裕说完，慢慢站起来，把手里的诏书递向胡惟德，接着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