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生命权
&esp;&esp;太原审判的判决如巨石入水,激起的舆论波澜迅速通过遍布全国的报业网络扩散开来。
&esp;&esp;在北平、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报馆编辑部里,编辑主笔们对着刚刚译出的电讯稿,或奋笔疾书,或激烈争论,将各自的立场与观察铸成铅字,投向纷繁的民国舆论场。
&esp;&esp;上海,《申报》馆编辑部。
&esp;&esp;夜已深,排字房传来机器低鸣,但总编室依旧灯火通明。
&esp;&esp;总编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指着桌上几份不同来源的电稿,对负责撰写社评的主笔说:
&esp;&esp;“你看,太原这案子,判得厉害,但偏偏没要人命。北平学界那边传来的讨论,焦点就在这无期徒刑上。”
&esp;&esp;主笔是位留洋归来的法律学者,他推了推眼镜,沉吟道:
&esp;&esp;“确实。若按旧例或它省常见做法,此类匪患兼兵祸,枭首示众是寻常。
&esp;&esp;山西法院却止步于自由刑顶格。
&esp;&esp;我在欧洲时,确闻彼邦有废除死刑之议,但多停留在理论。
&esp;&esp;山西此举,虽未明言废除,但在实务中对此类重案避开死刑,其意蕴颇深。
&esp;&esp;他们在判决书中强调依法严惩,却又将惩罚的边界划在剥夺终身自由与财产,而非剥夺生命。
&esp;&esp;这或许可解读为,在其构建的司法理念中,国家刑罚权有其限度,即便对罪大恶极者,生命权之剥夺亦需极度审慎,或者说,生存本身被视为某种不可全然剥夺的底线?
&esp;&esp;这与人权思潮中关于生命权至高无上的讨论,隐有暗合之处。”
&esp;&esp;总编点头:
&esp;&esp;“不止于此。
&esp;&esp;他们那套《境外商民权益保障条例》,以及此番跨国(省)司法执行的整套流程(立案、侦查、公开审判、依法量刑),试图将原本赤裸裸的武力报复,包装进一个自洽的法治框架内。
&esp;&esp;这比起简单的一杀了之或私下报复,更像是一种制度性回应。
&esp;&esp;虽然这制度的背后依然是枪炮,但至少表面上,它在尝试用规则代替丛林法则,为暴力冲突提供一个非即时暴力的解决出口。
&esp;&esp;这在当今中国,算得上独树一帜了。”
&esp;&esp;主笔补充:
&esp;&esp;“还有他们对涉案士兵的处置。
&esp;&esp;审判归审判,但未波及无关家属,赔偿也主要指向直接责任人和官方,试图将惩罚限定在个体与职务行为层面。
&esp;&esp;这种罪责自负的倾向,也比常见的株连或地域仇杀更接近现代法治理念。
&esp;&esp;虽然,其法依然是山西一省之法。”
&esp;&esp;总编拍板:
&esp;&esp;“社评就从这个角度切入,标题可定为《论太原审判:法治尝试与人权界限的省思》。
&esp;&esp;既要指出其地方强势司法的本质,也要分析其中蕴含的、可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制度性探索价值。
&esp;&esp;尤其是对生命权的保留态度,值得着墨。”
&esp;&esp;北平,《晨报》馆。
&esp;&esp;一位老成持重的编辑对着年轻的记者摇头:
&esp;&esp;“山西这是借法行霸,何谈人权?
&esp;&esp;他们的人权,恐怕只是他山西商民的人权。
&esp;&esp;那鹰愁涧死难的三十多个山西人是人,河南那边被飞机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百姓就不是人?
&esp;&esp;他们所谓生存权,我看是确保他们自己人在外横行无阻、遇事有重炮飞机撑腰的特权!”
&esp;&esp;年轻记者却有不同的观察:
&esp;&esp;“主编,话虽如此,但不可否认,他们这套做法,确实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esp;&esp;您看外国人的反应,特别是英美报纸的评论,虽然警惕其强势,但多认为此举提升了在中国北方司法治理的预期稳定性。
&esp;&esp;他们看重的是山西有能力、且有某种意愿,将商业纠纷和治安事件纳入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处理与执行中。
&esp;&esp;非随意性的程序处理,哪怕这程序是他们自己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