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了三岁。
他长得不像孙老板,也不像我妈。他长得很白,眼睛很大,见了人就笑。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他就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他都会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脸叫我“姐姐”。
那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糖糕。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揉他的头,从书包里掏出两颗大白兔。他接过去,先剥开一颗踮着脚往我嘴里塞,然后再剥另一颗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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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觉得,这孩子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
可刘德厚不这么想。
他开始打小宝。
一开始是喝醉了酒才打,后来不喝酒也打。用巴掌,用笤帚,用皮带。小宝身上常年带着伤,青一块紫一块。我去拉,刘德厚连我一起打。
我妈站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吭。
有一回我拦住刘德厚,他一把推开我,红着眼睛吼:“你问问他!问问他妈!这孩子是谁的?是谁的?!”
我回头看我妈妈。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围裙,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说啊——”刘德厚冲她吼,“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妈开口了。
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打死他吧。”她说,“打死他,我也清静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小宝躲在柴房里,他缩在我怀里,小声问我:“姐姐,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想说那不是你爸爸。
我想说他不是不喜欢你,他只是——
只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
后来我去省城上了大学,又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打电话回去,问起小宝,我妈都说“挺好的”。
可我知道一点都不好。
去年过年我回去,看见小宝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棉袄,袖子长得把手都盖住了。他瘦了很多,脸上的婴儿肥全没了,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
他看见我,还是跑过来抱我的腿。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他慌了,用那双瘦巴巴的小手给我擦眼泪:“姐姐不哭,小宝不要糖了,小宝不要了——”
我抱住他,感觉到他肩膀上的骨头硌得我生疼。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你就看着他挨打?你就这么看着?!”我的声音大得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了。
我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针线,在补一件衣裳。她头也不抬地说:“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女人,带着个没爹的孩子,我能怎么办?”
“你可以走!你可以带着小宝走!”
“走?”她抬起头看我,眼神空洞洞的,“往哪儿走?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带着个拖油瓶,谁要我?我拿什么养他?”
“我养!”我说,“你把小宝给我,我带回省城!”
我妈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缝那件衣裳。
“你一个姑娘家,带着个孩子怎么嫁人?别傻了。”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
我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多攒点钱,就能把小宝接出来。
可我没等到那一天。
三天前,我接到村卫生所张医生的电话。
“颖颖,你赶紧回来一趟吧,你弟弟——”
电话里张医生的声音在抖。
“你弟弟的手——怕是保不住了。”
我连夜赶回柳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