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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6章 替婚（第1页）

田颖现，公司新来的保洁阿姨总在老板办公室停留很久。

直到某天她撞见阿姨从老板抽屉里拿出诊断书——上面写着“二级智力障碍”。

而老板正温柔地给保洁阿姨梳头：“姐姐，他们今天有没有现你是装的？”

我叫田颖，是宏远建材公司行政部的一个普通主管，三十一岁，在这个城市里，像一颗拧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按部就班，不松不紧。生活是写字楼格子间里恒温的空调风，是每月准时到账的那点薪水，是父母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的、关于“个人问题”的叹气。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一张张模糊相似地叠下去，直到那一天，陈素云闯了进来。

严格说，她不是“闯”，她是被后勤部李姐领进来的，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那身过于宽大的蓝色保洁服下摆，声音蚊子哼哼似的：“大、大家好，我叫陈素云，新来的，做保洁。”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零落敷衍的“欢迎”，键盘敲击声很快盖过了一切。陈素云大约四十出头，或许更年轻些？说不准。脸上有种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滞涩，眼神看人时总慢半拍，带着点怯生生的躲闪。她干活倒是卖力，只是笨拙，擦桌子会碰倒笔筒，拖地时水桶咣当一声能把午休的人惊醒。没几天，茶水间就有了议论：“听说脑子不太灵光，李姐乡下远房亲戚，塞进来的。”“可怜倒是可怜，可别惹出什么事。”我通常不接话，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同为底层挣扎物的恻隐，让我在她又一次打翻废纸篓时，没有像别人那样皱眉，反而蹲下身帮她一起捡。

改变我对她看法，是从注意到她去老板办公室的次数开始。

我们老板周启明，四十岁，是这座城市白手起家的传奇之一，为人严肃，甚至有些冷硬，公司上下对他多是敬畏。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间，巨大的红木门通常紧闭，象征着权威与距离。可陈素云，那个怯懦的保洁阿姨，进去的频率高得不正常。送水、收垃圾、擦拭书架……这些活计，似乎总也做不完。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九点，抱着一摞文件经过那条寂静的、只亮着应急灯的走廊，分明看见陈素云的身影印在老板办公室的毛玻璃上，就站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旁，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她在看什么？等什么？

心里埋了根刺，再看她时，总觉得那畏缩底下，藏着别的什么东西。直到那个闷热的、暴雨将至的午后。

空气粘腻得像胶水，人心也浮着躁气。我因为一份加急的招标文件漏了页码，被项目经理当着众人面训得抬不起头，脸上火辣辣，心里却凉飕飕一片。抱着需要替换的文件，我垂头走向老板办公室，准备签字。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压低的人声，是周启明，但语调是我从未听过的——一种近乎诱哄的温柔。

“……姐，今天怎么样？没人难为你吧？”

没有回应。只有粗重的、不太顺畅的呼吸声。

鬼使神差，我停住脚步，从那条窄窄的门缝里望去。

陈素云背对着门，站在办公桌侧边。周启明——那个永远西装笔挺、头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得能刮下一层冰的周启明，此刻竟微微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木梳，正一下，一下，极轻极慢地梳着陈素云干枯泛黄的头。动作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价值连城却又易碎的瓷器。窗外铅灰色的天光投进来，给他镀上一层模糊的柔边，那场景怪异得让我脊背蹿起一股凉意。

然后，我看见陈素云的手动了。她那只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慢慢地、有些迟疑地，拉开了老板桌中间那个抽屉。她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很熟悉，略一摸索，便抽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她笨拙地解开绕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周启明梳头的动作没停，甚至没有侧头去看，只是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奇异的张力，飘进我竖起汗毛的耳朵里：

“姐，他们今天……有没有现你是装的？”

嗡的一声，我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断了。装？装什么？现什么？

陈素云依旧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喉咙里出“嗬嗬”的、像老旧风箱般含混的声音。她的手指抚过纸张的某处，然后，像是确认了什么，又慢腾腾地、按照原样把纸塞回去，系好绕线，将文件袋推回抽屉深处。自始至终，周启明只是专注地梳着她的头，仿佛那抽屉里取放的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只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物事。

那张纸，我不可能看错标题栏的格式和抬头——那是一份医疗诊断证明。而陈素云手指停留按压的位置，通常是诊断结论栏。

我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在冰凉的防火门板上，出一声闷响。

“谁？”周启明警觉的声音立刻传来，方才那点温柔荡然无存，瞬间恢复成冰冷的金石之音。

“我……我，田颖，送、送文件，签字。”我舌头打结，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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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静了一瞬，然后是抽屉轻轻合上的声音。“进来。”

我推门进去，手脚冰凉。陈素云已经退到了窗边角落，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的幻觉。周启明端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又是那个无懈可击的周总，只是眼神比平时更锐利几分，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

“文件放这儿。”他指了指桌面，语气平淡。

我几乎是挪过去的，放下文件，手指控制不住地轻颤。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下名字，整个过程没再看我一眼，也没再看角落里的陈素云。直到我把签好的文件抱在胸前，转身要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房间时，他的声音才从背后传来，不高，却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田颖，做好分内事。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公司需要稳定，员工需要饭碗。你说呢？”

我僵在原地，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爬满全身。我没有回头，喉咙干，只能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是。”

走出那扇门，走进空调充足的开放式办公区，我却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冷汗浸湿了衬衫内衬。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像个游魂，周启明最后那句话，还有那诡异到极点的画面——“他们今天有没有现你是装的？”——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装的？陈素云在装什么？智力障碍？可她那样子，明明就……

不对。我用力闭了闭眼。仔细回想，陈素云的“笨拙”和“迟钝”，似乎总在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尤其明显。没人的时候呢？有一次我提前到公司，看见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区拖地，动作虽然算不上麻利，但沉稳、有章法，甚至知道避开桌脚的网线。还有，她偶尔看向周启明时，那飞快掠过的、复杂到难以解读的眼神，绝非一个真正心智残缺的人所能拥有。

如果……如果她不是真的智力障碍，那她为什么要装？周启明又为什么要配合她，甚至……如此亲密地帮她遮掩？那份诊断书又是怎么回事？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来：那诊断书，会不会根本就是属于陈素云的？周启明在利用这份诊断书，让陈素云以“弱者”、“需要同情”的身份留在公司，留在……他身边？可他们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老板和保洁员。那声“姐”，那梳头的动作……

疑团像雪球，越滚越大。我知道周启明的警告不是玩笑，可好奇心，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隐隐的正义感，驱使我像着了魔，开始偷偷观察。

陈素云住在城西一片等待拆迁的旧居民区，红砖楼，楼道里堆满杂物，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霉味和饭菜的混合气味。我跟了她两次，确定了她住的单元。她生活极其简单，公司、住所、附近一个脏兮兮的菜市场，三点一线。倒是周启明，在陈素云下班后，我曾看见他那辆黑色的奥迪a，远远地停在街角阴影里，停了很久，才无声驶离。他从未下车，也从未上楼，就那么守着，像一个沉默的幽灵守卫。

真正让我窥见一丝真相的，是公司里一个快要退休的老会计，王伯。有一次闲聊，说起公司元老，他抿了口浓茶，眯着眼，忽然压低声音：“小田啊，咱们周总，别看他现在风光，也是苦水里泡过的。听说老家是北边山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当年他爹妈死得早，好像就一个姐姐，大他不少，辛苦把他拉扯大，供他读书，结果自己熬坏了身子，听说……脑子出了点问题，后来走丢了，再没找回来。哎，周总这些年，没少花钱托人找，悬赏都过好几轮，也是可怜……”

姐姐？脑子出了问题？走丢？

我端着水杯的手晃了晃，热水溅到手背上，烫得我一哆嗦。王伯后面还唏嘘了什么，我都没听清。脑子里只有惊雷炸响：陈素云？周启明那个走丢的、据说“脑子出了问题”的姐姐？

可年龄似乎对不上。周启明四十，他姐姐至少也该四十五六甚至五十。陈素云看起来，没那么大。除非……长期的困苦和某种“伪装”，让她显得格外苍老。

还有，如果陈素云真是他姐姐，他找到了她，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相认，好好照顾，反而要让她伪装成智力障碍，以保洁员的身份藏在自己公司里？那份诊断书，是以前就有的，还是……新的？周启明那句“有没有现你是装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意识到，我可能撞破了一个巨大的、危险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核心，或许并非简单的姐弟情深。我需要知道更多，关于陈素云，关于周启明，关于那份诊断书背后的故事。

就在这时，母亲又打来电话，这次语气带着压不住的喜气：“颖颖啊，你大姨给你寻了个好人家！男的姓李，在开区那边自己搞工程，年纪是大了点，三十八了，可人实在，有家底！照片我看了，浓眉大眼的，挺好！关键是人家诚意足，一听你情况，二话没说，答应先拿两万八见面礼！你周末一定回来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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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这一套。我心里烦闷得像塞了团湿棉花。“妈，我说了多少次，我的事我自己……”

“你自己什么你自己！你看看你多大了？等你‘自己’，黄花菜都凉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哭腔，“你爸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盼着看你成个家！这李老板条件多好，过了这村没这店！就当妈求你了，回来见一面，成不成再说，行不行？”

听着母亲声音里的疲惫和哀求，我那些拒绝的话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最终，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行吧，我周末回去。”

也好，就当散心。而且，我老家在邻市，或许距离周启明和陈素云的老家不远？这个念头毫无来由地冒出来，却再也按不下去。

周末，我坐上了回县城的客车。车子驶离钢筋水泥的森林，窗外景色渐渐变成绵延的田野和低矮的丘陵，我的心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反而被更深的迷雾笼罩。家里果然又是一番兵荒马乱的“相亲动员”，父亲咳着，沉默地抽着烟，母亲则像迎接上级检查，屋里屋外收拾得锃亮，反复叮嘱我见面时要“笑，嘴甜，别轴”。

相亲安排在县城一家装修俗气的酒楼包间。李先生果然如母亲所说，身材微胖，面相敦厚，手指粗短，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洗不净的黑灰，是常年和建材打交道的样子。他话不多，但眼神很活，尤其在母亲喜滋滋地提及那“两万八见面礼”时，他摆摆手，很是阔气地说：“阿姨，这都是小意思，只要田颖同志没意见，我老李是真心实意想成个家。”说着，目光热切地投向我。

我如坐针毡，只能低头夹着盘子里的菜，味同嚼蜡。李先生似乎看出我的勉强，也不恼，反而更殷勤地布菜，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一顿饭吃得我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捱到结束，母亲让我陪李先生在县城河边“走走，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