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上个月来我家,跟我妈说了。”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说你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你们院长的侄女。女孩家条件好,能帮你留在省院。”
“颖颖……”他上前一步。
我退后一步,背抵在粗糙的树干上。
“是真的吗?”我问。
他沉默了。漫长的沉默。杏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像无数只挣扎的手。
“对不起。”最后他说。就这三个字。
我把脖子上戴了五年的玉佩拽下来——那是他大学时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不贵,但他说能保平安——塞回他手里。
“周岭哥,”我用小时候的称呼叫他,“祝你幸福。”
他走了。汽车引擎声消失在巷子尽头,我蹲在杏树下,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但我没让他听见。一滴眼泪都没在他面前掉。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云溪镇。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师范毕业证,回到了省城。我在人才市场挤了半个月,最后进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从文员做起,一点点爬到管理层。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周岭。省城这么大,两条平行线想要错过,太容易了。
直到三年前的那个雨夜。
公司年会,我喝多了些,站在酒店门口等车。雨下得很大,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周岭的脸。
“田颖?”他的声音里满是惊讶。
我看着他,雨水顺着头流进眼睛里,涩得疼。
“上车吧,我送你。”他说。
我没拒绝。太累了,累到不想再维持任何骄傲。车里暖气开得很足,他递给我一条毛巾,深蓝色的,有淡淡的洗衣液香味。
“你住哪?”他问。
我说了地址。一路无话。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出单调的声响。
到了小区门口,我拉开车门。
“田颖。”他叫住我。
我回头。
“这些年……”他顿了顿,“你过得好吗?”
我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妆容精致,衣着得体,一个标准的都市白领模样。
“很好。”我说。
“那就好。”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快进去吧,雨大。”
我转身走进雨里。没回头。我知道他在看我,就像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
后来我们偶尔会联系。加了微信,但很少说话。有时他会给我的朋友圈点赞,有时我会看到他的项目照片。我知道他三年前跟院长的侄女分手了——是林薇告诉我的,林薇的闺蜜在建筑设计院工作,说那女孩家嫌周岭家境不好,硬是拆散了。
“听说周工消沉了好一阵子呢。”林薇说这话时,偷偷观察我的表情。
我面无表情地整理文件:“把上个月的报表再核对一遍。”
去年秋天,公司跟周岭他们院有个合作项目,我和他成了对接人。我们公事公办,电话里客气而疏离。有一次开会结束,他送我下楼。
“没想到会这样合作。”他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答得客套。
电梯下降时,镜子般的轿厢壁映出我们并肩而立的身影。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我是一身米白职业装,看起来很般配——如果忽略中间那二十年的时光和无数个难眠的夜。
“田颖,”电梯快到一楼时,他忽然说,“我听说……你一直一个人。”
我看着跳动的数字:“工作忙。”
“我也是。”他说。
电梯门开了。我率先走出去,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出清脆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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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工留步。”我没回头,“下周的会议资料我会提前你邮箱。”
就这样。我们维持着成年人该有的体面和距离,直到今天我妈打来这个电话。
周岭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从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