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斌最后也没进屋。他留下一个文件袋,里面是离婚协议书的初稿。我拿着那个袋子回到楼上,秋云姐还坐在床边,姿势都没变。
“他走了?”她问。
“走了。”我把文件袋递给她。
她没接。“放那儿吧。”
我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压在全家福相框旁边。一纸协议,一张照片,轻飘飘的两样东西,却把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压得沉甸甸的。
回城的高铁上,我一直在想秋云姐最后说的话。那是我临走前,她送我到门口,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凉,像浸过井水。
“小颖,”她说,“如果你以后结婚,一定要选一个心软的男人。”
“心软?”
“对,”她点点头,眼睛看向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心软的男人,做不出太绝情的事。就算有一天不爱了,他也会记得你曾经的好,记得孩子的笑,记得这个家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不会用‘灵魂相通’这种话来戳你的心。”
她松开手,转身进屋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堂屋里,突然觉得鼻子酸。
回到公司,生活又掉进原来的轨道。报表、会议、加班、外卖。办公室里最擅长打听八卦的陈姐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堂姐身体不太好,回去看了看。她“哦”了一声,眼神里写着“我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堆破事,但大家都默契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就像我们部门的王经理,上周刚和老婆分居,这周还能在晨会上精神抖擞地讲季度目标。就像坐我对面的小赵,父亲癌症晚期,她每天中午躲在楼梯间哭十分钟,回来继续笑着点奶茶拼单。
我也学会了这种伪装。白天上班,晚上回到租的房子,给自己煮一碗面,然后坐在沙上呆。有时候会想起秋云姐,想起她那句“心软的男人”。
我想起我爸。他是个泥瓦匠,没什么文化,脾气还有点倔。但我妈说,当年外婆不同意他们结婚,嫌我爸家里穷,是我爸在我外婆家门口站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红着眼睛说:“阿姨,我可能给不了她大富大贵,但我保证,只要我有一口吃的,绝对先紧着她。”
他们吵过架吗?吵过。我记得最凶的一次,我妈把我爸刚领的工资摔在地上,因为他又偷偷借钱给一个不靠谱的远房亲戚。我爸蹲在地上一张一张捡钱,捡完了,闷声说:“下次不借了。”
没有“灵魂相通”,只有“下次不借了”。可就是这样朴素的承诺,让他们走过了三十多年。
又过了一周,秋云姐来电话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平静。
“我签字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公司消防通道的窗户边。楼下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正值晚高峰,红色的尾灯连成一片流动的河。
“什么时候?”
“昨天。”她说,“建斌来了,我们谈了很久。他说……晓梅怀孕了。”
我的呼吸一滞。
“两个月了。”秋云姐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他说不能让孩子生下来没名没分。小颖,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某种不祥的隐喻。
“孩子归我,他每月给四千抚养费,房子留给我,他开走那辆车。”秋云姐像在念一份购物清单,“下周一去民政局办手续。”
“姐……”
“我没事。”她打断我,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但很快又压下去,“真的。就是觉得……八年,好长啊。”
是啊,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从青涩到成熟,从两人到四人,从出租屋到自己的房子。那么长的时间,原来真的可以说断就断。
挂掉电话后,我在消防通道里站了很久。感应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我想起秋云姐结婚那天,李建斌掀开她的红盖头时,手抖得厉害。司仪打趣说:“新郎官别紧张,新娘子又不会跑。”全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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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跑的是他。
周一那天,我请了半天假。没告诉秋云姐,自己买了最早一班高铁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也许只是觉得,这种时候她身边该有个人。
我到民政局门口时,他们还没出来。我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水,靠在玻璃窗边等。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不大,但足够把整个世界弄得湿漉漉的。
大概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他们走出来。秋云姐走在前面,撑着一把格子伞。李建斌跟在后面半步,没打伞,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大概是离婚证。
他们在门口站住了。秋云姐转过身,对李建斌说了句什么。距离太远,我听不清,只看见李建斌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停车场走去。他没回头,一次都没有。
秋云姐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伞微微倾斜,雨水打湿了她半边肩膀。她就那么站着,像一尊被遗忘在路边的雕像。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她愣了一下,转头看见是我,眼眶瞬间就红了。但她没哭,只是用力眨了眨眼,把那些水汽逼回去。
“你怎么来了?”
“刚好有空。”我说谎说得面不改色。
她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们并肩往回走,雨打在伞面上,出细密而绵长的声音。
“办完了?”
“办完了。”她从包里拿出两个红本本。我瞥了一眼,和结婚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尺寸,只是上面写的是“离婚证”。
“他说……对不起。”
“有用吗?”
“没用。”秋云姐把本子塞回包里,拉链拉得很响,“但我还是说‘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