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往前凑了半步。
你说什么?你昨晚就回去了?
是啊。
张伟松揉了揉胀的太阳穴,手指按在眉心,轻轻转了两圈。
我昨晚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下了车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挨个敲门找负责人签字。
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府招生领导小组,三级党组织的公章,我一个不落,全盖齐了。
政审结论也改过来了,阶级报复那四个字,撤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的粥熬得不错。
可胡星善听得手心全是汗。
那年月,三级公章意味着要跑三个单位、找三个负责人、过三道审批,正常流程少说也要天。
天不亮我就往回赶,绿皮火车上站了一路,困得直打盹,脑袋磕在椅背上磕了好几回。
张伟松端起粥碗,大口喝了一口,热粥顺着喉咙下去,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终于缓过劲来。
胡星善站在原地,脸上的责备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愧疚和赞许。
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拍张伟松的肩膀,手掌落在那单薄的棉衣上,能感觉到底下的骨头硌手。
是我急糊涂了,错怪你了。
他声音有些哑。
伟松,你这趟,立了大功了。
张伟松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黄的牙,疲惫的脸上有了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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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理解的滋味,比一碗热粥还暖。
又过了几天,办公室里不忙的时候,张伟松才拉着胡星善,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低声说起了一段往事。
他说,当年那位老红军被带走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那是个夏天,太阳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软,踩上去能留下脚印。
他和满街的市民一起,站在路边,看着那位战功赫赫的老人被押着走过。
老人没低头,腰杆挺得笔直,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那一年,张伟松才十几岁,吓得浑身抖,想喊什么,却被身边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
他眼睁睁看着老人被带走,什么也做不了。
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十几年。
所以那天胡星善找到他,说起这个考生的身世,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他说,他欠这位老英雄一个交代。
胡星善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觉得鼻子酸。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上挂着冰凌,阳光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
张伟松还说了一件事,胡星善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为了赶时间,张伟松凌晨三点就敲响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家的门。
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
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
材料差点掉在地上。
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
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抖。
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
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