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楼梯间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这寂静的深夜,无疑像是一枚炸弹砸了进来。
陈佳瞬间惊醒,我看着怀里的陈佳,她的眼神透着血红,目光望着不远处的楼梯。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陈天雄跟童雨升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了过来,看样子,他们刚刚才从某个大型的会议上赶过来。
几双眼睛对视着,但却谁都没有先开口,而这阵脚步声也引来了查房的医生跟护士。
一个主治医生带着两个实习生,白大褂笔挺,手里拿着病历夹。他在床边站定,翻了翻检查报告,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然后说:“指标有波动是正常的,先观察两天,周三再安排一次影像学检查。”
他说得很平静,但我在他转身的时候捕捉到了那个眼神——跟陈佳交换的眼神,那种医生和家属之间才懂的、不需要说出口的交流。我的心沉了一下,像是从什么地方往下坠落,但脚下明明是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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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房的队伍出去了。韩澜大概也困了,眼皮开始打架。陈佳替她调了调枕头的位置,又掖了掖被角,关掉了床头的大灯,只留了一盏小夜灯。
“爸,你们先回去吧,我在这儿守着就行。”
“还是我来看着吧,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这几天都在熬夜,身体受不了。”
“爸……”
“听话。”
陈天雄随即看向我,我配合的点了点头,带着陈佳一起走了出去,而童雨升自始至终都在看着陈佳,什么话都没说。
……
走廊里安静得不像话。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看见陈佳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出声,只是站在那里,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我伸手揽过她的肩膀,她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靠过来,把脸埋进我的颈窝。
“医生说。”
她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如果这次还控制不住,就要用二线方案,但效果不确定,副作用更大。”
我搂着她,下巴抵着她的头顶,闻到她洗水的味道,是那种市里买得到的普通牌子,混着医院消毒水的气息。电梯在缓缓下降,楼层数字一个接一个地跳,七楼、六楼、五楼。
“我会一直在的。”
我说。她把我搂得更紧了一点。
一楼到了。电梯门打开,大厅里依然灯火通明,导诊台后面坐着值夜班的护士,有人在挂号窗口排队,有人坐在长椅上低头看手机。急诊室的方向传来推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急促而尖锐。这里是凌晨也永远醒着的地方。
我拉着陈佳走到大厅角落的自动贩卖机前,买了两罐热咖啡。她接过去,两只手捧着,罐身的温度似乎让她好了一点。我们在急诊大厅旁边的走廊坐下来,人来人往,但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我妈说。”
陈佳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像是一层薄冰,底下是什么我不敢想。
“她想听你的新专辑,让我放给她听。”
“我到时候拿cd来。”我说。
“嗯。”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咖啡罐,“老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还会继续写歌吗?”
这个问题今晚第二次被提到了。第一次是陈屿舟,我站在湖夜的落地窗前,用一个老板的视角问他艺术的宿命。第二次是她,坐在深夜的医院走廊里,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问我——那不是测试,不是假设,是一个快要被生活压垮的人,在凌晨的某个瞬间,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你不会不在的。”我说。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万一呢?”
“那我就会跟宁泽伟那样,哪怕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消息,我也会全世界去找你。”
她看了我一眼,眼里还有没干的泪光,但她笑了,是很轻很轻的那种笑,像冬天的第一片雪花落在手心里还没来得及融化。
回去的路上我们沿着北山路走了一段,没有叫车。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也把我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远处的西湖在夜色里沉睡,湖面上偶尔有风拂过,带起细密的波纹。有人在夜跑,运动鞋踩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地响,从远处来,又往远处去。
我们站在北山路的某个路口,身旁是一家打烊了的小酒馆,招牌上的灯还亮着,写着“音乐·啤酒·故事”。这大概是杭州最常见的那种小酒馆,驻唱歌手在角落里唱一些不知道谁写的歌,客人们喝到微醺,交换一些第二天醒来就会忘记的秘密。
“要是阿姨好起来,我们就结婚吧。”
陈佳回头看向我,眼睛里的那束光并没有熄灭,她看了我很久。
“好,我等你。”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湖夜的办公室里,我问陈屿舟,如果没人听了还会不会继续写歌。他当时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回答,但现在站在北山路的路灯下,我觉得那个回答不够好。
写歌,不是因为有人听,也不是因为没人听。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瞬间太过沉重或太过轻盈,你没有办法把它们装进任何一种容器里带走,你只能把它们写下来,变成旋律、变成歌词,变成一种可以反复拿出来抚摸的东西。
比如今晚,比如陈佳的那滴眼泪,比如韩澜那个心电监护屏幕上不停跳动的绿色波浪线。
这些都会被写进歌里。不是现在,也许是很久以后,但它们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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