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茂心里的嫉恨和屈辱,不知怎的,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同病相怜的悲凉,以及一种对自己未来处境的、更加清醒的认知。
他不是来享福的,甚至不是来“同居”的。
他是来“暂住”的,是寄居在傻柱这块新石头缝隙里的、另一只更卑微的虫豸。
“什么时候……搬?”
许大茂哑着嗓子问,视线从阳台移开,看向傻柱。
“就这两天。”
傻柱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稀疏的行人和梧桐树光秃的枝桠,
“窝棚那边,没什么可搬的。这里……得弄张床,起码弄个能躺的地方。锅碗瓢盆也得置办点……”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盘算。
语气里没有乔迁的喜悦,只有面对又一摊生计琐碎的疲惫。
“我……我能干点什么?”
许大茂问。
他知道,自己不能白住,哪怕只是个阳台。
他必须体现出“价值”。
傻柱看了他一眼,想了想:
“你会泥瓦匠不?阳台那地面有点不平,墙角好像有点渗水,能弄就弄弄。
还有,这屋里墙皮掉得厉害,得刮刮,刷刷。材料……我出钱,你出力。”
许大茂在牢里干过各种杂活,泥瓦匠的皮毛懂一点。他点了点头:
“行,我试试。”
接下来的两天,窝棚里的气氛更加微妙。
两人都在为“搬家”做准备,但准备的东西天差地别。
傻柱开始整理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真正属于他的“家当”——其实就是几件稍微像样点的旧衣服,那个红五星,何大清留下的一个搪瓷缸子,以及那个牛皮纸信封和存折。
他把这些小心地包好。
许大茂则开始整理自己捡来的、那些或许在新“家”还能用上的零碎:
一个相对完好的破脸盆,几块相对干净的硬纸板,还有那个生锈的玩具小汽车。
他一直没扔。
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去捡废品,把积攒的“货”全部卖掉,换了点钱。
傻柱用这笔钱,加上他之前“攒”下的一点,去旧货市场淘换了一张最便宜的、吱呀作响的二手铁架床,一张瘸腿的旧桌子,两把摇晃的椅子,一个掉了漆的矮柜,以及最必需的锅碗瓢盆和一卷铺盖。
他又买了点最便宜的白灰、腻子粉、一把旧铲子、一个破滚刷。
搬家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贺客,只有两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用一辆从废品站租来的、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三轮车。
一趟一趟,蚂蚁搬家似的,把他们那点寒酸的“家当”。
从城市边缘的破窝棚,运到了三环内这栋陈旧楼房的空屋子里。
过程沉默而缓慢,引来楼上楼下几道好奇或漠然的目光,但没人过来搭话。
当最后一点东西搬进那间空荡的客厅,傻柱累得靠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喘气。
许大茂则默默地把那张铁架床拖进了封闭的阳台,开始清理里面的杂物。
灰尘扬起,在从玻璃门透进来的、昏黄的光线中飞舞。
新的“家”,就这样仓促而寒酸地建立了。
对傻柱而言,这是一次迟来的、代价巨大的、前景未卜的安定尝试。
对许大茂而言,这是一次屈辱的、别无选择的寄居开始。
两间空荡的卧室,一个堆满杂物、即将被改造成“容身之处”的阳台,以及客厅里那点可怜的旧家具,构成了他们未来生活的全部背景。
恩怨未消,困境依旧,只是舞台换了。
在这座城市无数相似的、不起眼的旧楼里。
一个关于生存、妥协与复杂人性的,新的篇章,就在这灰尘弥漫的寂静中,悄然揭开了它沉重的一页。
而窗外的城市,车水马龙,日升月落,对这方角落里的变迁与纠葛,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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