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燕背起藤条箱,拄着那根枣木拐杖,推开门。
清晨的风灌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槐花将开未开的涩味。
她没有回头。
从省城到北京,火车要走十四个钟头。
晓燕买的硬卧,中铺,藤条箱塞不进架子底下,只好放在脚边。对面下铺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头看报纸,老太太剥橘子,橘子皮扔在小桌上,清香混着车厢里经年的烟味、方便面味、脚臭味,说不出的复杂。
晓燕靠着车窗,看窗外掠过的风景。田野、村庄、杨树林,灰扑扑的天,偶尔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像五线谱上错落的音符。
她想起那年跟陈默一起去省城,坐的也是这趟车。那时还没提,从老家到省城要晃六个钟头,两人买了站票,挤在车厢连接处。陈默怕她累,把行李垫在地上让她坐,自己站了一路。
那年她十九岁,梳两条麻花辫,穿母亲改的蓝布褂子。陈默说好看,她不信,追着问好看在哪儿。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好看就是好看,哪儿都好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他把仅有的五块钱都买了站台票送她上车,自己回厂里啃了三天窝头。
窗玻璃上起了一层雾。
晓燕擦了擦,没擦干净。
火车在锦州停了一刻钟。晓燕下车透气,月台上风大,把她头吹乱了。
她正抬手拢头,余光瞥见一个人。
那是个老人。七十出头,矮,瘦,穿着件洗得白的灰布棉袄,肩上搭着个蓝布褡裢。他站在月台柱子旁,没往车上挤,也没找人,就直直站着,看着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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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方向,正是晓燕所在的车窗。
晓燕心里咯噔一下。
她想起在省城临上车时,罗医生往她口袋里塞了张字条,只写四个字:“注意尾巴”。
她捏紧枣木拐杖,慢慢朝那老人走过去。
老人没躲,也没动。等她走近了,他开口,声音像老树皮刮过砂纸:
“林嫂的女儿?”
晓燕停住。
“你是谁?”
“鄂伦春人。”老人说,“你妈在滴水村住二十三年,给我送过十二年的药。”
晓燕手里的拐杖松了松。
她低头看那拐杖——杖头的纹路,和老人粗糙的大手,竟有几分相似的沧桑。
“您是……鄂把头?”
老人点头。
“你妈让你带的这拐杖,是我用老柞木给她做的。”他伸手摸了摸杖头,“她腿摔那年,我上山砍的料。二十三年前的事了。”
火车拉响汽笛。该上车了。
晓燕犹豫了一下:“您……”
“我跟你走一趟。”鄂把头提起褡裢,“你妈给我捎信,说你要去北京救当家的。北京我熟,那地方弯弯绕绕多,你一个人,走不明白。”
他走在前面,佝偻的背脊像一座风蚀了千年的山。
晓燕跟上。
火车重新开动。鄂把头坐在过道边座上,也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晓燕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握在手心,不喝。
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
“你妈有没有跟你提过渡边真一这个人?”
晓燕摇头。
“那是年的事。”鄂把头声音很低,像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年长白山雪大,封山封了四个月。开春我去北坡下套子,在林子里听见有人哼歌。”
他顿了顿。
“是个孩子。十一二岁,瘦得像把干柴,腿上被野猪咬了,肉都翻出来。他看见我,吓得直往后缩,说一口叽里咕噜的日本话。”
“日本遗孤?”晓燕问。
“嗯。他爹妈是战后留下的技术人员,死在雪崩里。他在林子里活了一个多月,啃树皮,喝雪水。”鄂把头低下头,“我把他背回滴水村,你妈给他洗伤口、换药,养了大半年。那孩子会画画,画得最好的是樱花。”
“后来呢?”
“后来中日建交了,大使馆来人把他接走。临走他跪在你妈跟前,说长大了一定报恩。”鄂把头抬起眼,“他如今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专治脑袋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