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阿德里安·拉塞尔·“金”·菲尔比第一次见到埃德蒙·泰勒,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
剑桥的叶子还没怎么黄,风已经从爱尔兰海那边灌过来了,把康河的水面吹得皱巴巴的。他那天其实不该出现在剑桥,军情六处的招募程序刚走到一半,档案还在伦敦某张办公桌上等着被翻阅,他本该待在伦敦,等那通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打来的电话。
他坐在一家小酒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黑咖啡。
酒馆不大,木头桌椅被岁月磨得油亮亮的,壁炉里烧着柴,火苗舔着木头,偶尔出一声轻微的噼啪。
他在等人,结果被放了鸽子。
咖啡凉了,他没叫人换,就着那口凉劲儿喝了下去。苦涩,带着咖啡渣磨在齿间的细微颗粒感。
他把杯子放下,目光落在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里。
二十五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大一些,眉眼间已经没有了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特有的亮光。
那不是被生活磨没的,是自己收起来的。他需要那层亮光消失,不然太容易被记住。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人,不应该被记住。
他把大衣拿在手上,起身的瞬间看见了那个年轻人。
黑色卷,深绿色眼睛,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书。封面朝下,看不见书名。
他看得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在书页边缘慢慢地蹭着。他穿着普通的深灰色条纹西装,整个人干干净净的。
哈罗德没有走过去。他站在那里,大衣搭在手臂上,看那个年轻人看了几秒。然后那个年轻人抬起头,两人对视。
哈罗德先移开目光。他走过去,经过那张桌子的时候,余光扫到了那本书的封面。德文的,《资本论》第三卷。他停下来了。
“你看德文?”
年轻人抬起头。“嗯。”
“原文比译本好?”
“译本像隔着毛玻璃看东西。影子在,轮廓也在,但线条不清晰。德文不一样。”
哈罗德在他对面坐下来。
他把大衣搭在椅背上,双手坦然搁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着。
“你看完了?”
“第三卷刚看完。”
“觉得怎么样?”
年轻人想了想。
“他说的都对,但不够。他把资本主义拆开了,每一个零件都摆在桌面上,告诉你这个是怎么转的,那个是怎么连的,这里会卡住,那里会断掉。
但他没说拆开之后怎么办。他给了你一把手术刀,让你剖开病人的肚子,把所有坏掉的东西都指给你看。然后他告诉你,病人会自己好起来的。”
他停了停。
“病人不会自己好起来。你得缝合。你不但得会拆,还得会缝。他教了拆,没教缝。”
哈罗德看着那个年轻人。“如果你来缝,你从哪里下第一针?”
年轻人抬起头,那双深绿色的眼睛在壁炉的火光里显得格外亮。“从最疼的地方。”
“哪里最疼?”
“农民。几千年了,他们被压在最底下,从《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到现在的减租减息。每一次想要站起来,都被踩下去。不是因为不够努力,是因为没有人替他们把那条路铺好。”
他逻辑清晰,好像很久之前就把这件事想清楚了,“不是施舍,是把本应属于他们的还给他们。”
哈罗德靠在椅背里,看着那张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你觉得谁能做到?”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