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没有立刻接话,右手拇指摸索着左手虎口。
“你对苏联怎么看?”
埃德蒙把书合上,手指按在封面上。
“苏联走了城市路线。工人,工厂,工业化,集体农庄。它用最快的度把自己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这一点,没人能做到。但它付出的代价,也没人愿意承受。”
“什么代价?”
“农民。苏联的农民不是被解放了,是被转移了。从地主的土地转移到国家的土地。从前缴租给地主,现在缴粮给国家。名字换了,锁链没换。他们还是被拿走劳动果实的那群人,只是拿走的人换了张脸。”
哈罗德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你读过布哈林吗?”
“读过。《过渡时期经济学》。”
“他怎么说?”
“他说农民是需要被说服的,不能强迫。你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跟你走。你抢他们的粮食,他们就跟你拼命。”
“斯大林不这么看。”哈罗德说。
“斯大林不需要农民跟他走。他只需要农民不挡路。他把挡路的都清除了,不是用说的,是用枪的。几百万人,不是几千,不是几万,是几百万。
你读过《古拉格群岛》吗?不是索尔仁尼琴写的那本,是真正的古拉格。那些人进去的时候还是人,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了。
他们被拆散了,拆成零件,拆成螺丝钉,拆成饲料。然后被喂进那个巨大的、不停转动的、叫作‘国家’的机器里,变成燃料,变成养料,变成那台机器继续运转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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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这是代价,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但谁牺牲?谁胜利?牺牲的人没有投票权,胜利的人不需要投票。他们自己就是票。”
哈罗德听着,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下来。
“你去过苏联吗?”他问。
“没有。”
“我也没有。”哈罗德说。“但我认识去过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回来后,有的沉默了,有的更坚定了,有的两个都占了。沉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说,说了别人也不信。更坚定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东西是暂时的,是路上掉的泥,擦掉就行了。路是对的。”
“如果路是对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掉下去?”埃德蒙问。“不是因为路不对,是因为修路的人不在乎有人掉下去。他们觉得掉下去的人本来就不该上路。”
哈罗德看着这张年轻的脸。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木柴在火焰里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火星从炉膛里飞出来,在空中亮了一瞬,然后灭了。
“你说中国不一样。”哈罗德说。
“中国不是不一样。中国是不得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的农民太多了。你不可能跳过四万万农民去谈革命。你跳不过去,你只能带着他们走。你走得快,他们就跟得快。你走得慢,他们就等。你不能把他们丢下。丢下了,你就不是他们的队伍了。不是他们的队伍,他们就不跟你走了。没有农民的中国革命,叫什么中国革命?”
“所以你相信农民会自己站起来。”
“不是相信。是我见过。”
哈罗德的眉毛动了一下。“你见过?”
埃德蒙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落在壁炉里不断变化形状的火焰上。
“我见过一个人。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他种了一辈子地,被人收了一辈子租。交了租剩下的,不够吃,吃不饱也得种,不种连剩下的都没有。后来有人来了,跟他说这块地以后是你的了,你种多少收多少都是你自己的。他不信。他见过太多骗子了。那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一次都说‘这次不一样’。他不想信,但他想试。他试了。那一年他打了比别人多的粮食,不是地变好了,是他肯下力气了。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地里的东西不一样了。从那时候开始,他信了。不是信那个人说的话,是信那双手。他自己的手,能在地里刨出东西来的手。”
他抬起头,看着哈罗德。
“这就是中国。不是主义,不是理论,不是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是四万万个这样的人,在地里刨食,被人踩在脚底下,踩了几千年。他们早就想站起来了,只是在等一个人告诉他们‘你可以站’。不需要给他们枪,不需要给他们钱,只需要告诉他们‘这块地是你的’。他们自己就会站起来。”
哈罗德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里,埃德蒙的眼睛里映着壁炉的火光,一小簇一小簇地跳动着。
“你说得好像你已经看见结果了。”哈罗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