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睡在货栈角落的草堆上,空气里弥漫着汗臭、脚臭和廉价烈酒的味道。
我蜷缩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听着身边成年男人们粗重的鼾声和梦话。
偶尔,从那些来码头喝酒的水手口中,我能听到一些关于璃月港里的新鲜事。
有一次,我听他们谈起往生堂。
“那个胡家小丫头,真是个狠角色。”一个水手灌了口酒,大着舌头说,“她爷爷,就是那个老堂主,听说病得快不行了,整天躺在床上。她一个半大的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抓,白天张罗白事,晚上还要熬药,忙得脚不沾地,人瘦得跟一阵风似的。”另一个人接话“是啊,上次我亲戚家出殡,就是她来主持的。别看年纪小,办事那叫一个滴水不漏,就是人古怪了点,总哼些不着调的歌。”
我把这些话默默记在心里。
原来,她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也在用自己那副小小的肩膀,扛着一座大山。
我们虽然分隔在城市的两端,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她在处理生死的界限,我在搬运冰冷的矿石——但我们都在被这个世界狠狠地压榨着,用尽全力地呼吸。
这种感觉很奇妙,它没有让我感到同病相怜的悲哀,反而像有一股细微的电流从脊椎升起。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被矿石磨出的厚茧里,一点也不疼。
她没有倒下,我也不能。
只要一想到在我不远的地方,那个扎着双马尾的女孩也在咬牙坚持,我这身被劳作榨干的力气,似乎就又能从骨髓里重新生出来。
明天,我要比今天多背一筐矿石,或许就能多换半个饼子。
这就是我的战斗,简单而直接。
两年时光,足以让一个少年的骨骼拔节生长,也足以让掌心的老茧厚得像一层盔甲。
我十四岁了,依旧在南码头那片油污与汗水浸泡的土地上,用尽每一分力气换取果腹的食粮。
老堂主去世的消息,是随着海风和水手们的闲谈一起传到我耳朵里的。
他们说,往生堂挂上了白幡,那位最年长的“送别者”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终点。
我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将一块尖锐的铁矿石扛上肩头时,动作顿了一下。
铁矿硌得我锁骨生疼,但这点疼,和我心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闷相比,算不上什么。
她,现在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吧。
跟我一样了。
我远远地看着那场送葬仪式。
我没资格靠近,我浑身散着码头的汗臭和铁锈味,与那条肃穆整洁的送葬长街格格不入。
我只是躲在吃虎岩的拐角,看着她一身素黑的繁复礼服,头戴仪冠,走在队伍的最前方。
她的背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知道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稳定,每一个指挥手势都精准利落,没有丝毫的迟滞或颤抖。
没有眼泪,没有哀恸,仿佛她送走的不是自己最后的亲人,而只是往生堂无数客户中的一个。
整个璃月港似乎都为这场葬礼而安静下来,只有她,冷静地操持着生与死的秩序,仿佛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
她到底在想什么?
还是说,什么都没想,只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
仪式结束后,人群散去,我又回到了码头。
黄昏时分,残阳将海面染成一片粘稠的橘红色。
我刚卸完最后一筐货,准备去领那份永远也吃不饱的晚饭,一个身影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是她。
胡桃。
她还穿着那身庄重的黑色堂主礼服,帽檐上的梅花纹样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黯淡。
她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这片混乱肮脏的地方,与周围汗流浃背的脚夫、堆积如山的货物、弥漫在空气中的鱼腥味形成了无比尖锐的对立。
她看起来很疲惫,眼下有淡淡的青色,但那双绯红色的眼瞳里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火焰,明亮得惊人。
她没有说任何寒暄的话,只是开门见山“我爷爷走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稳。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嗯。”
“我主持了他的仪式,把他送走了。”她继续说,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但我得去找他。”
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找他?”
“对。”她的话语简洁得像刀锋,“活人是到不了那个地方的,但他刚走,魂魄还没走远。我要去‘那边’看看,把他带回来是不可能了,但至少要亲眼确认他安然渡过了边界。”她口中的“那边”,我立刻就明白了,是生死的边界,是往生堂代代相传的秘密。
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比她小时候说要抓遍提瓦特所有的鬼魂还要疯狂。
然后,她向我走近一步,一股淡淡的、混杂着安神香与尘土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所以,这段时间,往生堂需要一个堂主。”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周中,你来替我。”
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