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静下来。我妈的抽泣声细细的,像一根针,扎在每个人的耳膜上。
李建国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摸出烟来,手有点抖。点了三次才点着。
“秀兰,”他第一次叫了我妈的名字,声音干涩,“我对不起你。但这次买车……我也是没办法。车队要裁员,没自己的车,活儿就没了。”
“那你早说啊!”田雨哭出来,“你早说,我们还能不体谅你吗?可你为什么骗我们?为什么让妈去求舅舅?你不知道舅舅家多难吗?”
李建国深深吸了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我怕……怕你们觉得我没本事。”
就这一句话,让我所有的愤怒都堵在了喉咙里。我看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白了一半,手指关节粗大,工作服洗得白——他所有的骄傲和尊严,都系在那份工作上了。
可这不是理由。
真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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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前夫的一双儿女来了。对,我有过一段婚姻,二十七岁结的,三十一岁离的。儿子叫浩浩,八岁;女儿叫小雨,六岁。他们平时跟爸爸住,周末来我这里。
浩浩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小声问我:“妈妈,外婆家怎么了?”
小雨则直接扑到我妈怀里:“外婆,你生病好了吗?”
孩子的天真像一面镜子,照得大人的世界更加不堪。我看着我妈抱着小雨,笑得勉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阵地疼。
“妈,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田雨把两个孩子带进里屋玩,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李叔今天能这样,明天就能干出更过分的事。”
“那你说怎么办?”我揉着太阳穴,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
“找调解员。”田雨的眼神很坚定,“我不能让妈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看向我妈。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秀兰,你说句话。”李建国突然开口,声音沙哑。
我妈抬起头,眼睛红肿着,看了李建国很久,才慢慢地说:“建国,我们结婚六年了。我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个知冷知热。可这次……我寒心了。”
这话说得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
李建国的烟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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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是社区的王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话爽利,办事公道。她来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我,田雨,李建国,还有浩浩和小雨。我妈说身体不舒服,在里屋躺着,但我知道,她是没脸见人。
王主任听完双方陈述,眉头越皱越紧。
“李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她说话直来直去,“周大姐是你法律上的妻子,生病动手术,你作为丈夫,有义务出钱出力。你说钱存定期了,好,就算这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早做准备?为什么让病人自己去凑钱?”
李建国低着头,不说话。
“还有这车,”王主任指着窗外的二手车,“九千五,不是小数目。你早不买晚不买,偏偏在周大姐出院第三天买,这说得过去吗?”
“我是为了工作……”李建国喃喃道。
“为了工作就可以不顾妻子的死活?”王主任的声音提高了,“李师傅,我问你,如果今天生病的是你,周大姐会不会掏钱给你治?”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张了张嘴,却没出声音。
“她会。”田雨替他说了,“我妈就是这种人,宁可自己苦,也不会苦了别人。”
王主任叹了口气,转向我:“田颖,你是大女儿,你说说,这事怎么解决?”
我想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橙黄的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出模糊的影子。
“王主任,我不是要为难李叔。”我慢慢地说,“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糊弄过去。第一,妈手术的钱,李叔得还给我舅舅。那是舅舅的血汗钱,不能白拿。第二,以后家里的大事,得有个商量。不能再这样一个人说了算。第三……”
我顿了顿,看向李建国:“李叔,你得跟我妈道个歉。真心的道歉。”
屋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李建国的肩膀塌了下去,整个人像突然老了十岁。
“我……我还钱。”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车我可以退掉,或者……或者卖掉。”
“不用退。”里屋的门突然开了,我妈站在门口,脸色苍白,但眼神很平静,“车留着吧,你需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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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李建国站起来,嘴唇哆嗦着。
“但是建国,”我妈走过去,在他面前停下,“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们就不过了。”
她说得很轻,很淡,可每个人都听出了那份决绝。
李建国的眼圈红了。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第一次在人前露出这样的表情。他伸出手,想拉我妈的手,又缩了回去。
“我错了。”他说,三个字,重若千斤。
王主任看着这一幕,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我就做个见证。李师傅,你写个借据,把周大姐手术的钱明细列出来,什么时候还,怎么还,白纸黑字写清楚。不是信不过你,是给周大姐一个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