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刚结婚,不太习惯吧。”我说。
“不习惯个啥!”田叔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她那个婆婆,事儿多得很,三天两头打电话来挑刺,说苗苗不会做饭,说苗苗不会收拾屋子,说苗苗连个孩子都不会照顾——她小叔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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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还让她带孩子?”
“可不是嘛!”田叔越说越激动,“苗苗是研究生啊,是正经八百的研究生!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教的是高中语文!结果嫁过去以后,周末还得回家给她婆婆做家务,给她小叔子带孩子,你说这叫啥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初我就说,不能不要彩礼,不要彩礼人家不重视你。”田叔又点了一根烟,“苗苗她妈也说,哪怕少要点,六万六也行啊,图个吉利。可是苗苗那倔脾气,说不要就不要了。”
“她是为了你们好。”我说,“她不想让你们因为彩礼的事被人说闲话。”
“为我们好?”田叔苦笑了一声,“她现在过得不好,我们能好到哪去?”
这句话扎得我心口疼。
是啊,父母要的从来不是那点彩礼钱,他们要的是女儿在婆家不被看轻,不被欺负,不被人当成是倒贴过来的便宜货。
可是这些,苗苗不懂吗?
我觉得她懂。
她只是太要强了,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想让所有人知道,她田苗不需要靠彩礼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结果呢?
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年后,苗苗的事在村里传开了。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是她怀孕了,但是流产了,据说是因为操劳过度。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我妈在电话那头说得含含糊糊的,但我听出了她声音里的心疼和气愤。
“你说那个婆婆是不是人?苗苗都怀孕了,还让她干这干那的,苗苗每天下班回去还得做饭,周末还要带孩子,那孩子多皮实啊,上蹿下跳的,一不小心就撞到苗苗肚子上了……”
“妈,”我打断她,“苗苗现在怎么样了?”
“在医院呢,她爸妈都去了,你田叔了好大的火,差点跟她婆家打起来。”
我挂了电话,坐在工位上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敲键盘的声音和空调的嗡嗡声。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住在一个隔断间里,隔壁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女的也是研究生,学的是建筑设计,在一家小公司画图纸,男的做销售,天天应酬到半夜回来。
那时候我经常听到隔壁传来吵架声,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凌晨。
女的说:“我当初为了你放弃保研的机会,你现在就这样对我?”
男的说:“那是你自愿的,我又没逼你。”
女的说:“好,你没逼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然后就是摔门声,哭泣声,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后来那个女的怀孕了,辞职了,回了老家。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搬走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但我经常会想起她,想起她说“都是我的错”时候的声音,那种绝望又倔强的语气,像是在对全世界宣告:我没有错,但我认了。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没有早早结婚,没有为了谁放弃什么。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挺可悲的,三十一岁了,连一个能让我放弃什么的人都没有。
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给我介绍对象,隔壁村的谁谁谁,县城里的谁谁谁,单位里的谁谁谁。我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推掉,不是说太忙了,就是说不太合适。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我妈有一次急了,“你都三十一了,再挑就没人要了!”
“没人要就没人要呗。”我说。
“你!”我妈气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只是有点怕。
怕遇到一个不理解我的人,怕为了婚姻放弃自己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怕像林姐一样人到中年才现枕边人早就变了心,怕像苗苗一样用不要彩礼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轻视。
可是这些我能跟我妈说吗?
不能。
在她看来,这些都不是理由,我就是在挑,就是在作,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我选择沉默。